法國、德國和奧地利這三個國家都廢除了君主制，這方面這三個國家看起來好像差不多。但是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它們對待君主和貴族的態度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這三個國家裡最堅決最強硬的是奧地利。在廢除君主制的同時也完全廢除了貴族的特權和頭銜，但是財產沒有完全沒收。比如巴德-依舍爾的行宮就依然是私人財產，屬於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的女婿一系。但是爵位、貴族尊稱、還有那個作為貴族象徵的“馮”，都被廢除了。即使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只要想回奧地利定居，就只能用名字+哈布斯堡的方式來稱呼自己。“馮”是絕對不允許有的。
德國在這方面就比奧地利寬鬆多了。原因在於1918年的革命在德國來說其實是一場投機性的革命，魯登道夫和興登堡是指望用共和國從美國人那換一個寬大的條款才默許了革命。魏瑪共和國的很多政治精英也不喜歡這個共和國。魏瑪是一個不情不願的共和國，所以雖然德意志帝國自皇帝聯邦主席陛下以下的各邦君主一概被廢除了王位。但是屬於這些君主的大部分財產、宮殿、頭銜、還有那個標誌性的“馮”都被保留了。
魏瑪共和國其實也有強硬派，在魏瑪共和國初期曾經舉行過公決要徹底沒收各邦君主的財產。但是後來通過各種拐彎抹角的方法很多又都被發還了。其中在政界人脈比較廣，威望也比較高的幾個君主尤其如此。霍亨索倫人就不用說了，施特萊斯曼親自參與了發還霍亨索倫財產的交涉，皇室還有專門的財產管理辦公室，管理著被發還的皇室財產。雖然威廉二世在荷蘭流亡，但是皇儲威廉很早就回到了德國，參與了收回財產的交涉，還積極參與到保皇運動裡去。
其次是巴伐利亞國王，這個就更不用說了，自從鎮壓了巴伐利亞蘇維埃，慕尼克就成了各種右翼組織的天下。巴伐利亞的分離主義和保王思想結合在一起，連希特勒這種草根政治家都不得不跟那些右翼貴族眉來眼去。所以維特爾斯巴赫家族也收回了不少。
還有一個就是漢諾威王室。這個王室屬於德意志王室裡苦大仇深的，1866年就被普魯士給吞了，那時候就在談判發還漢諾威王室的私人財產，結果目錄都列好了，被俾斯麥前腳發還後腳又沒收了。變成了他自己隨意支配的漢諾威基金。然後漢諾威的政治家雖然自己信新教，但卻跟中央党聯合起來跟俾斯麥幹。1913年漢諾威的王位繼承人娶了威廉二世的女兒，受封為布倫瑞克公爵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家族的損失。但是1918年帝國又完蛋了。所以雖然他們沒有什麼實力，但勝在人脈廣鬥爭經驗豐富，所以也撈到不少。
君主如此貴族就更不用說。德國貴族大部分都沒有損失多少財產，真正打擊了他們的是1923年的惡性通脹和1929年的惡性通縮。還有戰爭和蘇聯佔領。東德的貴族財產在戰後完全沒收了，但是西德還保留了一部分貴族傳統。比如說霍亨索倫人就保住了普魯士王子的頭銜和霍亨索倫城堡，也就是我國明星舉行婚禮的那個。那個城堡是霍亨索倫和霍亨索倫-希格馬林根共用產權的，王室是三分之二，西格馬林根三分之一。漢諾威人也拿回了他們的城堡。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現在沒有國王頭銜，但是保持著巴伐利亞公爵的頭銜，住在寧芬堡宮的一側。
所以很多東德的貴族逃到西方的時候，他們的西方親戚還是能接濟他們的。接濟的重要方式就是請這些窮親戚到自己家裡喝茶。喝茶喝完就吃飯嘛，吃完飯天已經黑了就留下吧。然後一住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比比皆是。當然也有主動找上門來喝茶的，而對方的日子也不好過的情況下就會比較尷尬。所以布倫瑞克公爵就說他為了不招待窮親戚喝茶直接把城堡的配樓整個拆掉了。
之所以要說德國是因為法國和德國其實很相似。法國可算是一個沒有經歷過毀滅性的戰爭和蘇聯佔領的魏瑪共和國。1875年的第三共和國跟魏瑪一樣是一個不情不願的共和國。議會裡占多數的保王黨只是因為為了擁戴誰作國王爭鬥不休才讓共和派成功通過了憲法。
那麼這樣的一個國家，他的權力尤其是高級軍官和高級公務員很多都是貴族。它當然不會對貴族太嚴厲。而且因為貴族還把持著權力，所以它對貴族的頭銜、姓氏還有那個象徵的“德”的問題就和舊君主國一樣嚴厲。
法國的貴族有幾類，第一類是世襲貴族，這種人有窮有富但都中世紀以來憑本事奪取過封建特權的貴族的後裔。在他們之下是王朝甚至省份和城市冊封的貴族，這些人是公務員、法官和願意花錢的財主。他們和世襲貴族一起構成了舊制度下的貴族。當波旁王朝在大革命裡垮臺之後，革命的法國原本準備奪取一切貴族的頭銜和財產。但是拿破崙又建立了新帝國。在拿破崙帝國裡他又冊封了一大批新貴族。他的文武官員裡出現了一大批親王、公爵和伯爵。
等到王朝復辟的時候本來是不願意全盤接受拿破崙的這些貴族的，但這些人的頭銜被那些懷念帝國的人所承認。而另一些和王朝合作的帝國新貴的頭銜就被接受了。1830年波旁王朝垮臺，奧爾良王朝希望打造一個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國。那麼冊封為國家作出貢獻的資產階級就必不可少。所以奧爾良王朝時期誕生了一大批金融貴族。等到1848年革命推翻奧爾良王朝之後不久，拿破崙三世又建立了第二帝國，這時候久已受人排擠的拿破崙帝國的貴族們就紛紛鹹魚翻身。
在第二帝國的宮廷裡，第一帝國的遺老遺少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比如繆拉的兒子、內伊的兒子無疑都是帝國新貴。等到第二帝國也崩潰了，1875年通過憲法建立第三共和國。法國就出現了舊王朝的、拿破崙帝國的、奧爾良王朝的、第二帝國的，這四個合法性各不相同的貴族群體。
然後他們各自圍繞在自己的社交群體裡。正統派貴族、奧爾良派貴族，波拿巴派貴族，分成了三個互相看不順眼，但又相互交流的社交群體。這些貴族的沙龍，比如拿破崙的弟弟，威斯特伐利亞國王熱羅姆-波拿巴的女兒，瑪蒂爾德公主的沙龍裡就聚集了很多的文人、政客和藝術家。從藝術的品味上，到趣味的精緻程度上，到對輿論的影響能力上。這些貴族沙龍的影響力都是無與倫比的。這些貴族沙龍構成了第三共和國社交界的第一等級。而共和國的新貴們，共和國總統、總理、部長們也都以能夠出入這些貴族沙龍為榮。而如果這些沙龍不接待他們，他們只能在自己這個群體的第二等社交界裡活動。
所以第三共和國的貴族雖然看起來是海納百川的局面，但事實上他們對貴族的頭銜、姓氏、門第都非常敏感。甚至共和國的法律和法院也站在他們這一邊。冒認貴族的行為依然受到嚴厲打擊，但反過來說既然貴族這麼有勢力，而法國終究也是共和國了，所以冒認貴族的行為也因此進入了一個高峰。
第三共和國時期很多人開始冒認貴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後來的共和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先生的老爹和伯父。他們倆都是第三共和國的要人，尤其是他伯父已經是參議院議員和部長了。但總為自己是可憐的第三等級而不滿，於是決定冒認是某個已經斷絕的貴族的後裔。沒想到他們倆選擇的不夠周密，這個家族還有旁系後裔，而且對方還登報聲明自己和參議員吉斯卡爾先生毫無關係。於是他們只好偷偷把自己的祖先調整成了德斯坦家族。他們的姓也成了吉斯卡爾-德斯坦。但遺憾的是德斯坦家族也有後人，他們聲明自己和參議員吉斯卡爾-德斯坦毫無關係。但好在德斯坦家不是只有一個家系，獨立戰爭期間有個海軍將軍德斯坦，是貴族而且確定是絕嗣了。於是吉斯卡爾-德斯坦先生就成了這一系的後裔。
日後的共和國總統自稱和戴安娜王妃有過一段感情，這說明他已經真的把自己當貴族了，戴安娜王妃很可能也是這麼看的。但是很多英國貴族並沒有忘了他父輩的遭遇。所以他有一次參加一個英國貴族俱樂部的活動的時候，英國人特地找了幾個獨立戰爭期間曾經指揮軍艦和德斯坦將軍作戰的人的後裔，在他入場的時候排成戰列線歡迎他，用一種隱晦的方式譏笑了他的貴族身份一番。
除了冒充貴族，也有一批真正意義上的貴族愛好者，這些人有的投效在退位君主的小小宮廷裡，甚至被冊封為貴族，比如寫《最後一課》的著名作家阿爾方斯-都德的小兒子呂西安-都德就一直追隨第二帝國的歐仁妮皇后的小宮廷裡。類似的還有追隨正統派的亨利五世的、奧爾良派的巴黎伯爵的。其中有好幾位被封為貴族。
另一類則是混跡于貴族社交圈裡，舉手投足都充滿貴族氣，和真貴族相比只差一個爵位的那種風雅人士。這種人裡最著名的無疑是普魯斯特。普魯斯特發自內心的熱愛法國貴族，通過他的好哥們，前邊提到的那位呂西安-都德，他認識了一批大貴族。比如拉羅什福科伯爵、費訥隆子爵，還有跟普魯斯特糾纏了一輩子的朋友孟德斯鳩伯爵。通過孟德斯鳩伯爵這位大貴族，普魯斯特如願以償的進入了法國貴族的社會圈子。而且憑藉自己的藝術品位和風趣談吐順利的成為這個群體裡的社交明星。那個時代的普魯斯特是公認的最會吹捧人的人。這也是孟德斯鳩伯爵離不開他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位伯爵是公認的“極度需要別人吹捧的人”。孟德斯鳩給普魯斯特打開了貴族社會的大門。而普魯斯特則用自己的雙眼把貴族社會裡形形色色的人，公主們、親王們，公爵夫人、侯爵夫人、公爵、伯爵這些大貴人們的一舉一動言談話語都記錄下來。普魯斯特在作快樂的社交明星時代就寫過很多關於貴族社會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結集出版，前年還翻譯成了中文。
如果你買一本翻翻就會明白為什麼當普魯斯特把《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的手稿寄給加里瑪爾出版社的時候，負責審稿的紀德基本上看都沒看就給斃掉了。因為紀德後來自己也承認，他完全不相信那個在《費加羅報》上露骨的吹捧貴族的貴人迷普魯斯特會是什麼好作家。
第四共和國建立的時候貴族的影響力其實已經一蹶不振了。到了第五共和國簡直就已經完全不行了。而第五共和國還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手段來打擊貴族。貴族的關鍵就在於稀缺性。但第五共和國雖然沒有拋棄第三共和國用來保障貴族的稀缺性的法律，但卻在司法實踐當中反其道而行之。
比如說假如孟德斯鳩伯爵有三個兒子，那麼按照長子繼承法，伯爵頭銜只能由長子一人繼承，但是第五共和國並沒有長子繼承法。所以只要另外兩個兒子向法院起訴，認為自己也有權繼承伯爵頭銜，法院就加以認定。於是貴族爵位在二十世紀末以幾何級數增長。從過去一脈相承變成了人人有份。
其次是第五共和國允許法國公民因為對鄉賢或者是英雄人物的崇敬而改姓。這在君主制時代和第三共和國時期簡直是匪夷所思。按照王朝的制度，一個人想要繼承另一個貴族的頭銜和門第，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是他自己必須是貴族、第二是他必須和繼承的貴族家族有血緣或者聯姻關係，第三是必須得到國王的恩准。這就保證了貴族結集的封閉性。
但是第五共和國允許法國人隨便改姓，只要到法院登記就行了。這簡直就給冒充貴族打開了方便之門。所以今天的法國和德國、奧地利都不一樣，它有一大群形形色色半真半假的貴族。如果你在某個聚會上碰到一個男人自稱是伯爵。你完全可以懷疑他是騙子，因為搞不好就是自稱的。即使不是冒認的，假如你秉承著舊王朝的嚴謹精神，還可能發現他是幾兄弟共用頭銜的。如果他比這個還要強，那搞不好他是拿破崙帝國或者奧爾良王朝冊封。這些全都不是，才有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舊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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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蒙古西征帶去歐洲 算對一半啦 確實是西征後打通商路才帶去的
蒙古第三次西征結束在西元1260年
但是歐洲黑死病流行卻發生在1340年之後
所以直接來說 黑死病不是直接由蒙古西征帶來的
而是蒙古西征結束後 東西方商路連結起來導致
當時西征的主力部隊並沒有帶去鼠疫 就算真的有帶去 也不是80年後才爆發那個
糟糕 我過去都被教導 蒙古西征 丟人以及動物的屍體到城內進行生化戰 導致歐洲黑死病
結果歐洲黑死病居然跟戰爭無關
想問有沒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例如黑死病是從哪裡開始傳染的
1.朝鮮在確定現有國旗之前，曾經一度使用太極旗。因為太極旗在當時是朝鮮半島的標誌（大韓帝國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都在使用太極旗）。
2.朝鮮對自己國旗的稱呼是“共和國旗”（比如著名的《近衛軍自豪之歌》裡“在首爾升起共和國旗”），韓國則稱之為“人共旗”（人民共和國的旗幟）。
3.朝鮮國旗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國旗一樣使用紅白藍三色，部分時候也會自稱其國旗為“三色旗”。
4.雖然不被韓國人接受，但是最早建議使用太極作為朝鮮王朝國旗的人是日本人宮本小一。
5.中國曾經建議朝鮮使用和中國類似的龍旗，但是被朝鮮以缺乏辨識度為由拒絕。
6.第一面太極旗是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簽訂時設計的，中間是紅藍色太極，周圍沒有四卦。1883年，朝鮮正式定太極旗為國旗。
7.清朝官員馬建忠對太極旗的評價是“與日本相混”（因為他看到的太極旗只有中間的太極圖），遂提議加上八卦以與朝鮮八道暗合。後來由於八卦數量太多，不方便在長方形旗幟上排布，故去掉四個。
8.朝鮮王朝、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和大韓民國的太極旗，中間太極的形狀是不同的。
9.朝鮮國徽1992年的時候改過一次，把背面的山給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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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嫩牛排是1980年以後興起的風潮。在此之前，全熟牛肉才是西方的主流。而且從一開始，牛排就是在美國發揚光大的、給藍領男性吃的低檔食物，並不是什麼fine dining。而就算在美國人引起牛排消費之前，西方世界也不吃血淋淋的嫩牛肉。
牛排很可能是英國菜
牛排這東西，說白了不過是煎牛肉而已。不像是麻婆豆腐這種烹製的菜肴能夠明白的找出出處，煎牛肉這種東西應該是各國都會有的。和很多人想像的不同，牛排並不是義大利菜或者法國菜。義大利只有在托斯卡納有少量吃牛排的歷史。而法國則徹底沒有牛排。法國人不吃牛排，有兩點因素。一是因為大規模肉牛的飼養對土地和糧食的消耗要求非常高（牛是出肉比率最低的動物），所以以法國國家的土地面積和產能，直到二戰後才能因著新的飼養技術和經濟情況供應國家大量消耗牛肉。二是因為中世紀的法醫（一如中國的中醫）認為牛肉不適合煎烤。法醫的理論和中醫理論很有相似之處。他們將食物的屬性分為“冷”、“熱”、“乾”、“濕”四類，要求使用正確的烹飪方法彌補食材的屬性才能達到健康的目的。比如說，豬肉是濕冷的，所以要用火烤或者煎以帶來乾燥和熱氣。而牛肉是乾冷的，所以要用水燉煮帶來濕氣和熱氣。因為這個緣故，法國菜裡的牛肉多見燉湯，不見煎烤。
牛排被第一次正式拿出來當個事情說，可以追溯到1705年的英國。輝格黨二次分裂，一部分不同意見者跳出來創立了牛排俱樂部，每週聚集在一起吃牛排和烤土豆，端上波特酒，吃完以後議事。那時候的牛排是街邊小旅館和小酒店裡面的常見菜，而輝格党的成員多是地主和小資產階級。所以牛排被作為務實的愛國者象徵，諷刺輝格黨分裂以前一部分裝模作樣的人猛吃派和蛋奶凍的華麗作風。但輝格黨雖然將牛排當成了象徵，還戴著“自由與牛排”的徽章出席聚會，卻沒有在牛排上做出多少創新和講究。反而是美國的政治家將這種吃牛排的習俗發揚光大了。
現在人們熟知的牛排出現在十九世紀早期的紐約，作為宴會菜成列在各種政治活動上。這時候的吃法是將切成厚片的牛肉放在吐司上用手抓著直接吃。這種吃法逐漸傳到了民間，出現了大量廉價餐廳，向男性藍領工人以低價出售牛排、羊排、漢堡肉和牛腎。這種餐廳一般杜絕女性，食客直接坐在木箱上用手抓著肉陪啤酒吃。餐廳通常建立在地下室或者廉價出租公寓的附近，經營至深夜，彙集著下班的工人，聊著天唱著歌講講故事。至於早期牛排的吃法，當時的名廚和美食家們都堅持這種用手直接抓的方法是最正宗的，因為牛排這種食物本身就是為了給男性一個緩解壓力放鬆心情的場景下提供的。
還有人一定要堅持認為牛排是法國菜的。Auguste Escoffier到把法國菜推廣到英國做成高檔餐廳是1890年的事情。而且如果比較那個時候的食譜和1945和1964年的食譜，也會發現人們確實是把肉越做越生了——生的差三四個檔次。巴爾扎克中年寫作時每天吃牛排，吃的應該是美國牛排。
十八十九修正案通過以後，女性擁有了投票權。政治家在進行集會的時候也要加入女性選民一起參與，那麼大搖大擺的吃法就很不符合當時對女性的認知了。短短十年，啤酒換成了雞尾酒，桌上出現了水果杯和沙拉，精緻的餐具自然也擺上了台。管弦樂隊也在此類機會中成為時興。短短的十年過去，到了1930年，過去那麼豪放的牛排吃法幾乎完全消失了。在這以後，牛排變成了美國的核心文化，出現在高檔餐廳以及專門對付牛肉的steakhouse裡。現在在美國的牛排館點餐，和1900年左右的人能點到的東西是差不多的，但如果真的要裝逼，那麼隨餐的那一片麵包是沒有人吃的，要放在盤子面前。
牛排的生熟
英文中的Rare這個詞和牛排的生熟程度聯繫在一起是大約1615年的事情。而這個詞的本義並不代表生或者嫩，而是指“做的不好”的肉。從17世紀到19世紀，將肉做的rare一直是被強烈反對的。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安全原因，因為不夠熟的肉被認為會影響健康。比較早的記錄可以看到1560年Jean Bruyérin-Champier（法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的醫生）寫到怎麼看見一些人如同獨眼巨人一樣吃血淋淋的牛肉並且說這麼會早死的。
到了早期20世紀，對於牛肉生熟的刻板印象終於有所改觀，但一塊好的牛排依舊不應該“流血”。到1932年廚房溫度計發明之前，人們還是講究吃熟肉。等到廚房溫度計發明之後，廚師和美食家們用明確的溫度和烹飪時間定義了每一種熟度的牛肉應該怎麼做。但是對比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的菜譜，會發現對於rare的定義是很不一樣的：人們確實吃的越來越生了，曾經被認為三分熟的肉，在三十年後可能就是五分熟了。但儘管如此，直到1979年，絕大多數人還是希望吃到全熟的肉。
真正的改變是在1982年。高端法國菜的風潮席捲了紐約。那時候的新潮法國菜講究盡可能的保持食材新鮮未加工的，又從日本壽司裡提取了觀念。紐約客和時報週刊這種在舊時代能夠引領全國潮流的媒體對這一風潮進行了推廣，從此，高檔餐廳將肉類做的更生變成了顯得他們廚藝高超的證明。
據統計，現在依舊有大約36%的美國人在餐廳裡點的是全熟肉。美食屆當然對此大加鄙夷了。 Anthony Bourdain以前寫說餐廳裡有人點全熟牛排，內場廚師對著那肉一口痰就上去了。對外的說法，當然是講說全熟牛肉不好吃，老的像橡皮筋，這麼做浪費了好牛肉也浪費了好廚師等等等等。其實很大原因是因為全熟牛肉非常不好做，頂尖的廚師都不見得能做，一般的餐廳自然是很難做得好了。不如像其他答主說的一樣，事先問一聲，你們的廚師擅長做幾分熟的。
最後說一句，喜歡吃全熟牛肉番茄醬的，不只土包子特朗普一個，還有羅斯福、杜魯門和格蘭特。番茄醬是對付全熟牛排做不好的利器，吃起來特別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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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報告想就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日中戰爭，論述以下四個問題。第一，太平洋戰爭與日中戰爭有著不可分割的連續性，是日中戰爭的延伸。第二，在日本的戰爭指導者的意識中，即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依然存在著解決日中戰爭的重大課題。作為實例，舉出１９４２年進攻重慶作戰的設想。第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同中國的戰爭依然在日本進行的戰爭中佔有極大的比重。作為實例，舉出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的打通大陸作戰。第四，在中國戰場上的體驗，是日本人的戰場體驗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今天，這也是日本人對戰爭認識上的重要問題。
一、作為侵略中國延伸的太平洋戰爭
許多日本人認為：日本戰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以後，日本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的戰爭，即太平洋戰爭。而且認為１９３１年以侵略中國東北為開端的日本同中國的戰爭，是與太平洋戰爭分開的另一場戰爭。日本戰敗的是同美國的戰爭，即太平洋戰爭，不是１９３１年爆發的同中國的戰爭。這也是嚴格審定歷史教科書的文部省的考慮。然而，事實上太平洋戰爭是侵華戰爭的延伸，１９４１年後的對美戰爭是與侵華戰爭不可分割的一系列戰爭的組成部分，把它看成另一場戰爭是沒有看到日本的侵略戰爭本質。
按照日美戰爭與日中戰爭分開的觀點，雖然反省日美戰爭是錯誤的，但是並沒有對日中戰爭進行反省。豈止如此，不少右翼分子和舊軍人還認為日本只敗給了美國，沒有敗給中國。
曾在參謀本部和支那派遣軍中身居要職的原陸軍大佐堀場一雄，寫了一部《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舊軍人和自衛隊有關人士把該書稱作名著。書中有如下記述：“國策越山海關有支那事變，國策越鎮南關有大東亞戰爭，蓋於昭和１０（１９３５）年６月以後進入北支，誘發支那事變，使滿洲建設出破綻；又於昭和１５（１９４０）年９月後進入法屬印度支那，誘發大東亞戰爭，使支那事變出破綻。有滿洲事變必招致支那事變，有支那事變則大東亞戰爭不可避免。此乃淺薄、徒勞反省之俗論。三者乃明顯可分離者也。”【注：堀場一雄：《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第７３８頁，時事通信社１９６２年版。】
這種想法認為，如果只是“滿洲事變”就此作罷，不搞“支那事變”就好了。那樣，“滿洲”理應屬於日本。而“支那事變”未結束，又發動“大東亞戰爭”造成重大失敗，使日本陷入戰敗的悲慘境地。這種想法裡面沒有對“侵略”的絲毫反省。此外，沒有預料到被侵略的民族會抵抗侵略。這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出人意料的是在日本人當中認為日本如果在滿洲事變後就此甘休多好的人為數甚多，審定教科書的思想也就是這一思路。不承認“侵略”也是來源於這種思想。
可是，對美開戰是日中戰爭不可避免的結局。１９３７年後的４年間，日本的侵華戰爭成為日本近代史上空前長期、空前大規模的戰爭，使日本陷入根本無法預卜的泥潭。由於戰爭，兵力和軍需品的消耗，國內經濟的凋敝、國民生活的窘迫等日趨嚴重。因為企圖通過侵略東南亞，獲得資源來扭轉這場戰爭的僵局，於是日美之間形成了對立。日美戰爭是日中戰爭的延伸和擴大。
在同中國的戰爭中，日本已經走進了死胡同，進而又同世界上第一大國美國宣戰，這純屬一場“無謀的戰爭”。之所以如此魯莽，是因為在日美談判中，日本始終沒有對美國的從中國撤軍要求讓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日本面臨要麼從中國撤軍，要麼對美開戰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最後日本決心對美開戰，此中經緯今天無需贅述。在日中戰爭中未能取勝的日本，既不承認失敗，又未能接受撤軍，反而決心進一步擴大戰爭。
圍繞著對美開戰的最後對立，是發生在第三次近衛內閣的末期。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５日，陸軍召開了部局長會議（參謀總部的主要部長與陸軍省的主要局長出席的會議，它起著統一陸軍意志的作用），取得一致意見：由於始終不能接受從中國撤軍，日美談判沒有達成協議的希望，因此，應當下決心對美開戰。１０月６日，陸海軍召開部局長聯席會議，可是會上，認為日美談判沒有指望達成協議的陸軍同認為如果從中國撤軍是有指望的海軍發生了對立。１０月７日，東條陸軍大臣拜訪了近衛首相，主張陸軍原則上不接受從中國撤軍。
１０月１３日，在近衛首相的別墅“獲外莊”舉行的近衛首相、東條陸相、及川海相、豐田外相以及企劃院總裁鈴木參加的五人會談，是一次最終決定“和”與“戰”的重要會議。會上，東條主張：“駐軍是陸軍的生命，絕對不能讓步。”由於這次會談決裂，近衛內閣總辭職，東條內閣成立後，積極準備對美開戰。
陸軍的主張是絕對不從中國撤軍，撤軍等於戰敗。如果從中國撤軍，將無法告慰在中國戰場上陣亡的２０萬“英靈”。
在１０月１４日近衛內閣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東條陸相作了如下發言：“撤軍是核心問題，不知諸位是如何考慮的，陸軍認為這關係重大，假如屈服於美國的主張，支那事變的成果將毀於一旦，滿洲國將險象環生，進而對朝鮮的統治也將岌岌可危。帝國鑒於聖戰目的，不合併，不賠償。支那事變造成數１０萬的戰死者，以及數倍於此的遺族、數１０萬傷兵、數百萬軍隊和１億國民在戰場及內地歷盡艱辛，耗費了數百億的國家經費，如果是一般的國家自然提出割讓領土的要求，然而，帝國以寬容態度處之。只有駐軍才能使事變的成果得到鞏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無需考慮對全世界的影響。”【注：參謀本部編：《杉山筆記——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等筆記——上》第３４９、３５０頁，原書房１９６７年版。】
持最強硬的開戰論的陸軍，主張開戰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理由是從中國撤軍問題。也就是說，絕對不從中國撤軍，認為撤軍等於承認日本在日中戰爭中戰敗，無言面對“英靈”與國民。日本不能在日中戰爭中取勝，就必然要發動太平洋戰爭。
二、進攻重慶作戰的設想
由於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對美國、英國、荷蘭開戰，日中戰爭便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但是，這對於日本來說，對中國戰爭的意義並沒有減少。“解決”對中國的戰爭，結束中國的抗戰，把戰爭引向勝利，依然是日本戰爭指導者的重大課題。
從御前會議的議題和次數來看，很顯然，同中國的戰爭在日本的國策中佔有最大的比重。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設立大本營以後，決定最重要的國策都是在天皇御駕親臨的御前會議上作出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召開的第一次御前會議決定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同年６月１５日，在只有大本營人員參加的第二次御前舍議上，決定了武漢作戰和廣東作戰。同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第三次會議，決定了“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的第四次會議決定了“日華基本條約”。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召開的第五次御前會議，決定了“不惜對美英作戰”。９月６日的會議決定以１０月下旬為期限，完成戰爭準備，１１月５日的會議決定“決心於１２月上旬發動武力進攻”。１２月１日的會議決定開戰。到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頻繁地召開了第五次到第八次御前會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召開了八次御前會議，但是中國問題依然是議題的中心。這八次會議是：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第九次御前會議決定“為完成大東亞戰爭的支那處理根本方針”。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第十次御前會議決定“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１９４３年９月３０日，第十一次御前會議決定了“今後應採取的戰爭指導大綱”。此後，隨著戰局的日益窘迫，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９日、１９４５年６月８日決定了“今後應採取的戰爭指導大綱”，以及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御前會議。對美開戰後，共召開了八次。
其中的第九次和第十次會議，都是關於制定解決日中戰爭策略的會議。即使在對美戰爭深化之後召開的第十一次會議的決定中，也寫進了期待解決日中戰爭的內容。這表明解決日中戰爭對於戰爭指導者來說是何等須臾不可忽視的。
但是很顯然，日本早已喪失了粉碎中國的抗戰、在軍事上解決日中戰爭的主動權。１９３８年武漢作戰結束後，轉入長期持久戰。日本之所以採取“戰局不擴大”的戰略方針，是因為無法預測需要多大的兵力才能繼續向中國的腹地進攻，而且進攻到哪裡才能讓中國屈服還是個未知數。武漢陷落後，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仍然堅持抗戰，汪兆銘傀儡政權的建立也幾乎沒有動搖中國的抗戰體制。雖然日本陸軍向中國戰場投入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兵力，但卻未能找到武力解決戰爭的良策。這種情況即使通過對美作戰，也沒有變化。
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十分重視解決日中戰爭，但又未能找到適當的軍事手段，而且維持已經佔領的地盤已屬不易，這就是武漢作戰後到１９４２年初的真實情況。因此，“戰局不擴大”便成為日本的基本方針。
然而，從１９４２年初起，由於看到了初期的南方作戰進展順利，於是大本營和支那派遣軍突然產生完全改變上述基本方針，向國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中國腹地四川重慶大舉進攻的設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陸海軍兵力總動員，進一步強化國內戰時體制的情況下，南方作戰將順利結束，因此需要大舉增兵和進行總動員，向中國腹地進攻的設想，驟然間具體化了。
本來，在陸軍中並非根本沒有進攻重慶的設想，豈止如此，天皇本身也期待著對重慶作戰。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天皇曾質問杉山參謀總長：“不能進入重慶嗎？”【注：《杉山筆記——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等筆記——上》第１５６頁。】１９４１年３月２日，當新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拜謁天皇時，在近一個小時的談話中，天皇曾質問他：“可以對重慶採取積極的行動嗎？”對此，畑答道：“對重慶採取積極的行動，在兵力方面還有困難。”【注：防衛廳防衛研所編《戰史叢書香港長沙作戰》第３５０頁，朝雲新聞社１９７１年版。】畑本人自就任總司令官以來，反對南方作戰，似乎主張對中國積極作戰，他指示在派遣軍總司令部內積極研究進攻重慶的作戰方案。就在畑就任總司令官之後的１９４２年７月，積極主張進攻中國腹地的北支方面軍司令官岡村甯次也指示在方面軍司令部內研究渡過黃河，攻佔陝西省西安，進而攻入四川省的作戰。杉山參謀總長和大本營陸軍部作戰課長服部貞四郎大佐也同畑一樣積極主張進攻重慶。實際上，從１９４１年初起，就有了向重慶進攻的氣氛。１９４２年１月初，南方作戰初見眉目時，杉山就指示服部作戰課長研究重慶作戰。
南方作戰的成功，也使天皇傾向于積極主戰。１９４２年２月９日，杉山參謀總長提呈作戰的奏摺時，天皇質問：“重慶政權似乎日趨衰弱，但閻錫山是否也朝這一方向發展？其後的局勢將會如何？”【注：《杉山筆記——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等筆記——上》第１５６頁。】
杉山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９日就今後的作戰指導一事上奏天皇時，表明要對中國開展積極的進攻作戰：“本職認為在整個形勢，特別是對蘇形勢許可的情況下，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成果，當機立斷地處理支那事變，圖謀儘快解決之。”【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１５頁、第３３頁，１９７１年。】
此後，杉山視察南方，歸途中於４月６日到達上海，與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畑舉行了會談。據說杉山對畑表示了個人看法，認為應當於今年冬至明年實行重慶作戰，畑也強調了此事的必要性【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１５頁、第３３頁，１９７１年。】。天皇于５月２９日質問杉山：“你不能想個辦法解決支那事變嗎？”示意積極作戰。【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１５頁、第３３頁，１９７１年。】
在這一階段，進攻重慶作戰僅限於研究階段。可是，１９４２年６月的中途島海戰的戰敗，成為太平洋戰局的轉捩點。與太平洋方面的僵局不同，德國的洛默爾軍在北非方面正逼近蘇伊士運河，引起世人的關注。日本甚至研究了企圖與德國的東進相呼應，將兵力集中到印度方面，以便打開局面的設想。但是，進攻印度需要龐大的陸軍兵力，無論如何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取而代之，匆忙決定進攻重慶作戰（也稱四川作戰）。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大本營陸軍部發出“根據目前形勢，陸軍應準備作戰”的指示。其中，關於中國方面的作戰問題，首次指示準備四川作戰。其理由是：“現在，應當給重慶政權抗戰的原動力中央軍以沉重打擊，同時向擁有敵方軍需生產力的二分之一，培養與補給戰鬥力的最大據點，引進保存美國航空戰鬥力的最大基地的四川發起進攻，摧毀重慶政權抗戰的根據地。加能確保如此，就有極大可能使敵屈服。”【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５１頁，１９７１年。】其作戰目的，顯而易見。
１９４２年秋，大本營決定實施進攻四川省、攻佔重慶的積極作戰設想。
可以說這個進攻重慶作戰計畫，表現出日本對日中戰爭的焦急。但是，無論從兵力上看，還是從補給上看，重慶作戰都是一場不現實的作戰。同時表現出日本無視中國的抗戰力量。
另外，可以說對世界形勢的認識也沒有抓住中心。德國洛默爾軍隊由於給養供不上，１９４２年下半年開始撤退。在太平洋方面，美軍於８月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這對後來的戰局具有決定性的重大意義。而大本營對美軍的反攻幾乎沒有給予重視，就制定了這樣一個作戰計畫。
１９４２年９月，日本的大本營制定了這樣一個空前規模的大作戰計畫，也就是進攻重慶的計畫，足以說明對形勢的認識過於膚淺。似乎可以說，該計畫無論對世界戰局的趨勢和美軍的反攻能力，還是對中國的抗戰能力和當地的兵要地志，還有自己部隊的給養運輸能力，都作了過於樂觀的估計。然而即便如此勉強，天皇為首的陸軍首腦部還一定要冒險發動這場作戰，這恰恰說明了對中國戰爭的負擔沉重，日本為結束戰爭而焦急。也就是說，對於日本的戰爭指導者來說，解決日中戰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打通大陸作戰的計畫與實施
剛剛開始準備的進攻重慶作戰（密稱５號作戰），頃刻間遇到了障礙，因此不得不中止。這個障礙就是瓜達爾卡納爾以後的太平洋戰線告急。與此同時，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失敗，美英聯合軍在北非登陸，使戰局發生了變化。大本營於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指示作戰延期，１２月又命令中止作戰準備。
但是，支那派遣軍並沒有放棄進攻作戰的計畫。１９４３年８月，又制定了打通黃河大鐵橋至漢口的京漢線的作戰計畫。然而，限於兵力和資材不足，加之南方戰局惡化，大本營沒有批准打通京漢線的作戰計畫。進入１９４４年，形勢發生了出乎意料的變化，在中國的戰場上，日本陸軍決定實施最大規模的作戰。
美國空軍在中國設立了基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江西省遂川基地的Ｂ２５空襲了臺灣的新竹。１９４４年又配備了空中要塞Ｂ２９，於１９４４年６月自四川省的成都基地起飛轟炸了北九洲。日本根本不具備粉碎美軍航空基地轟炸活動的空軍力量，因此產生了從陸地徒步進攻美國空軍基地桂林、柳州、遂川、贛州等地的設想。
進入１９４３年，由於美國潛艇的活動，日本本土和南方各地之間的海上交通處於斷絕狀態，日本對此毫無辦法，於是產生了靠陸上聯絡確保與南方溝通的設想。即打通京漢線、粵漢線、湘桂線，利用鐵路將釜山至朝鮮、經滿洲把法屬印度支那、泰國、馬來亞、新加坡連結起來，這在地圖上看是個宏偉的計畫。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大本營對這一計畫實施了圖上演習。既便鐵路資材有１／２或２／３是用掠奪來的材料，但是貫通３０００公里鐵路所需要的鐵軌、機車、貨車等也必須拆卸挪用其他方面的。
１９４４年１月４日，派遣軍制定了“１號作戰計畫大綱案”（１號作戰是打通大陸作戰的密稱），其作戰目的有三：“１．消滅空軍基地；２．確保與南方的陸上交通；３．打擊重慶政權。”作戰要領如下：“１、４月下旬，以４個師團和１個坦克師團的兵力，從黃河畔展開攻勢，打通京漢線；２、６月下旬，以８個師團的兵力，從湘江東西地區展開攻勢，佔領長沙、衡陽一帶；３、７月下旬，以５個師團的兵力從衡陽，２個師團的兵力從廣東，２個師團的兵力從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展開攻勢，佔領桂林、柳州；４、９月下旬，以３個師團的兵力，打通南部粵漢線。”【注：《戰史叢書•１號作戰（１）河南會戰》第２４－２５頁，１９６７年。】但是，由於南方戰局告急，這個龐大的作戰計畫所需的資材和軍需品的調配終於化為泡影。
同年１月２４日，大本營命令支那派遣軍實施１號作戰計畫。要求支那派遣軍削除從北部法屬印度支那作戰的計畫方案，而且作戰目的定為消滅空軍基地【注：《戰史叢書•１號作戰（１）河南會戰》第３４－３５頁，１９６７年。】。這就是說，這次作戰的第一階段從１９４４年４月開始，這就是京漢作戰。北支那方面軍用以４個師團為基幹的第１２軍佔領並確保黃河以南、南部京漢線沿線地帶，同時以部分兵力經武漢地區，轉向湘桂作戰方面；第二階段是湘桂作戰，從１９４４年６月起，以第１１軍的主力（７、８兩個師團為基幹）從武漢地區開始作戰，進而用以２個師團為基幹的第２３軍，從７、８月起在廣東地區開始作戰，攻佔桂林及柳州一帶，佔領並確保粵漢線、湘桂線沿線地區。繼而以部分兵力破壞江西省遂川、廣東省南雄附近的機場群的作戰，並攻佔南寧一帶，打通並確保桂林、諒山通道。
為實施此作戰計畫，除從關東軍調來１個師團外，還增加許多兵站部隊和航空部隊。為彌補參加進攻作戰部隊的不足，又新設立了眾多的警備部隊。準備的軍需品的數量也十分巨大，對於戰爭末期的陸軍來說，這是最大規模的作戰。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７日，渡過黃河開始實施京漢作戰，５月９日打通了京漢線，５月２５日佔領了古都洛陽，至此告一段落。接著，５月２９日，從武漢地區開始實施的湘桂作戰，在衡陽周圍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但在８月８日佔領衡陽，並轉入第二階段作戰，１１月１０日佔領桂林和柳州。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開始實施打通粵漢線與佔領遂川、南雄等機場的作戰，至２月上旬，基本上完成了計畫。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桂林陷落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白皮書》是這樣評價的：“與此同時，東部中國全線已崩潰。認為日軍雖想攻佔重慶以及美軍重要基地昆明，但卻缺乏實力的說法是不足為信的。”【注：美國國務院：《中國白皮書》第９０頁，朝日新聞社１９４９年版。】
可是，這種判斷是對日本軍事力量過高的評價。日本軍隊不僅沒有把打通大陸作戰再發展為進攻四川作戰的餘力，而且也無法實現打通大陸作戰的任何一個目的。在作戰的最後階段，日本的戰鬥能力已經枯竭，第一線部隊的給養中斷，彈藥和糧食奇缺，傷病員不斷增加，沒有藥品，人員的補充也遠遠跟不上。
作戰目的之一的打通京漢線和粵漢線，由於中國方面對鐵路和公路的徹底破壞，日本方面又缺乏機械和資材，因此即便佔領了部分地區，也根本無法打通交通線。作為補給線，日軍只好利用揚子江、湘江等水路來取代鐵路和公路。但這也由於美國空軍的襲擊幾乎陷於癱瘓狀態。給養斷絕的第一線部隊，士氣低落，已經喪失了實施更大規模作戰的能力。
作為第二個作戰目的，實際作戰開始後成為唯一目的的消滅美國空軍基地，也未能實現。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日軍佔領了桂林、柳州，１９４５年２月佔領了遂川、贛州的飛機場，但那時美軍的蹤影全無。Ｂ２９代替Ｂ２５成為遠距離轟炸的主力後，美國空軍在中國的基地已經轉移到中國腹地的成都周圍，隨著馬里亞納基地啟用後，在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大部分美國空軍基地都撤離了中國。日軍花費一年多時間，以１０萬多死傷者為代價奪取的飛機場變成一個空架子，它已毫無戰略意義。
作為第三個作戰目的考慮的應付印度和緬甸方面聯合軍的攻勢，也已經沒有意義。繼馬里亞納之後，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已經可以通過太平洋擇近路向日本進攻，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支那派遣軍又不得不準備阻止美軍從上海和廣東地區登陸。
這樣，打通大陸作戰雖然在１５年戰爭期間是日本陸軍的最大規模的作戰，然而並沒有達到其目的。太平洋戰爭局勢告急時，打通大陸作戰在戰爭全域中幾乎喪失了任何意義。可是，為了這一作戰，日本軍隊不僅損失慘重，而且把中國的腹地河南、湖南、江西、廣西各省廣大地區捲入戰場，造成莫大的殺戮與破壞。在這一點上，只不過是增加了無謂的戰爭犧牲罷了。然而，這似乎可以證明，在大戰末期的這一階段，日軍計畫並實施了如此大規模的作戰，對於日本的戰爭指導者來說，對中國戰爭所占的比重是何等重大。
四、日本人在中國戰場上的體驗
對於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們來說，“解決支那事變”，即卸掉日中戰爭的沉重負擔，是經常關心的大問題。特別是對於大部分兵力都被中國戰場牽制的日本陸軍來說，最大的課題莫述於“解決”日中戰爭。但是，對於一般國民來講，在珍珠港事件後，好像由關心中國的戰爭轉移到關心太平洋上的戰爭了。報紙也大肆報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戰果，與此相比，對中國戰場上的報導就相對少得多，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但是如果從日本人在戰場上的體驗來看，中國戰場直到戰爭末期都是最大的戰場，這確實是事實。
如上所述，可以說在對美開戰後，中國戰線對於日本陸軍來說，仍然是投入兵力的主戰場。雖說曾計畫抽出兵力派往南方，逐漸減少兵力，但在中國戰場上差不多常常配備近百萬的大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戰敗時，支那派遣軍的２５個師團、３３個獨立混成旅團、１３個獨立警備隊、２個坦克師團、１個飛行師團以及其他部隊戰後返回日本本土的總人數達１０５萬【注：《戰史叢書•昭和２０年的支那派遣軍（２）》第５８３頁，１９７３年。】。此外，海軍方面，在支那方面艦隊下有第２派遣支艦隊、海南警備府及其他部隊，兵力約７萬３千人【注：《戰史•叢書•中國方面海軍作戰（２）》第４６９而，１９７５年。】
同中國的戰爭不僅時間長，而且不斷反復，兵力的補充與交替頻繁，因此，具有在中國戰場上體驗的人數也理所當然是最多的。而且，在南方戰場上，大部分參戰者都戰死、病死、或餓死，生還者甚少，而從中國戰場上歸還的人，包括中途回來的，大部分都是中國戰場上的從軍者。也就是說，日本的大多數戰爭體驗者，都有作為在中國的侵略軍士兵的加害者的體驗。
以審定教科書為契機，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殘暴行為，以及作為加害者的責任便成了問題。但是，人們卻不願意談論作為加害者的體驗，甚至對翻出這些老帳感到厭惡。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也就是“九一八”紀念日那天，《朝日新聞》刊載了我的《日中戰爭與現代》的文章。文章的內容是日本把８月１５日作為終戰日紀念，並提出戰爭的被害。然而，日本也應該紀念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９月１８日，應該把這一天作為加深這場戰爭加害者的反省的一天。可是，文章發表後，也許因為《朝日新聞》發行量大的緣故，很多參加過戰爭的人和右翼分子給我和我們大學寄來不少恐嚇信。大部分恐嚇信的內容不外是：那場戰爭是正確的；打仗嘛，必然有損失；怎麼能說日本是加害者呢？沒有絲毫的反省之意。關於南京大屠殺，還有人寫文章加以否定。不僅如此，對有勇氣坦白加害事實的人橫加威脅，這就是實際情況。
作為日本人，這決不是愉快的事情。然而，歷史事實是無法消除的，應該把事實準確地告訴人們，而且需要把事情的原因研究清楚。正因為許多日本人是戰爭的參與者，就更應該弄清侵略戰爭的史實以及在其中作為加害者的實際體驗。這才是通向和平與友好之路。
一戰英國貴族死亡率遠高於平民是否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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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非常棒的問題，因為如果實質性探究這個問題背後的原因，會把我大英的老牌落魄貴族那點悲劇的小心思都揭露出來。
我們先說這個陣亡率問題，的確，一戰英國貴族陣亡率是高於大頭兵，但也沒有到遠遠高於平民的地步， Slava的答案已經提到了具體資料，大頭兵陣亡12%，貴族軍官陣亡20%。但是，陣亡率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為什麼貴族精神之類的玩意兒，正相反，背後是我大英的貴族們非常難以啟齒的幽微心思。
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是不是吹噓我大英貴族精神的文章，都是在吹一戰陣亡率，為什麼沒什麼人提二戰陣亡率、克里米亞戰爭陣亡率，拿破崙戰爭陣亡率？因為只有一戰，我大英的貴族陣亡率，才出現了這種值得吹噓的數據。
而這個數據，是一戰的戰爭模式變化，我大英年輕貴族的那種滿腔熱血的天真，還有我大英老年貴族迫于形勢的算計共同造就的奇景，估計是後無來者了。
首先說我大英年輕貴族的天真。
實際上講，我大英這群年輕貴族，上戰場之前，腦袋裡面充滿的不是軍事條例，而是三流中世紀騎士小說。大家都滿腔熱血地以為這是一場勝利遊行，只要上去走一圈，就能收穫滿滿鮮花、掌聲、榮譽、戰利品，所以大家都踴躍甚至拼了命地走門路把自己塞進軍隊。
比如，桂冠詩人丁尼生的長孫，第三代丁尼生侯爵，他佬就“很快打點行裝，心急火燎，心想可不能錯過這場戰爭”。還有英國法西斯黨創始人奧斯維德•莫里斯，他佬說過“我們最大的擔心，就是我們還沒到前線呢，戰爭就結束了。”當時的貴族們，普遍認為一戰到聖誕節就差不多打完了。
為什麼這樣呢？因為自克里米亞戰爭之後，我大英就沒有和勢均力敵的對手打過什麼大仗，最大規模的布爾戰爭也只是對付對付遊擊隊。至於其他對手，都是我大清這樣的極品渣渣，那叫一個手到擒來輕鬆愉快。
所以，我大英的貴族們，對於大規模戰爭的印象，最直觀的類比就是克里米亞戰爭。可那都是快六十年前戰爭，那時候別說機關槍、鐵絲網、超級巨炮、速射炮，就是前裝線膛槍都沒能大規模普及。軍隊多數拿著滑膛槍，打仗模式和拿破崙時候差不多，排隊槍斃，傷亡還不如病死的人多。
而且當時戰爭還有點古典戰爭餘韻，一般沒有人會重點攻擊軍官，甚至貴族軍官還會受雙方尊重，即便被俘虜也是好吃好喝。基本上是貴族軍官當指揮，底下渣子兵當炮灰送死的模式，貴族軍官們開開心心收穫戰功和榮譽。
但誰能想到，區區六十年時間，武器技術升級換代N個檔次，機關槍、鐵絲網、壕溝、超級巨炮，這個殺傷速率，遠遠超過我大英貴族們脆弱的神經。
尤其更可恨的是，德國這幫殺千刀的條頓死心眼，居然訓練了第一支現代意義上的狙擊手部隊，開創了拼命擊殺軍官的先例，讓這幫貴族軍官成了戰場上重點照顧的對象，那傷亡率可不是直線上升。
於是這幫傢伙在壕溝裡填了四年之後，一個個都蔫了，終於知道人是會死的，明白了當炮灰的滋味，“即使你贏得了整個戰爭，但你失去了一代人。”
所以二戰英國人才會綏靖，實在是老爺們填壕溝填怕了。
接著我們說老年貴族迫于形勢的算計。
說起這件事，就更囧了點。這件事的核心問題，就是貴族們在一戰前夕已經落魄了，也就是說——窮！
在十九世紀前期，貴族們生活還是很滋潤的，大量新型農業技術發展和應用，使貴族們的土地收益提升，尤其1815年通過了《穀物法》，規定國內糧食價格超過一定限度才能從國外進口糧食，這讓佔據大量土地的土地貴族擁有非常穩定的財政來源。
而且土地貴族們也會投資工商業，比如利物浦到曼徹斯特的鐵路，貴族投資就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再比如豪擲四十萬英鎊投資煤礦的達拉謨伯爵。乘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東風，老爺們的收入都很不錯。
但在當時的英國，想要獲得頭銜或者晉升爵位，都必須有足夠的穩定收入，不同的爵位對應不同的收入，這個穩定收入實際是指地租。
因此，貴族們投資工商賺了錢之後，就如同中國的地主老財們一樣，特別喜歡買地，比如北諾森伯蘭公爵，就在1817-1847年間，花了三十七萬多英鎊買地。整個貴族階層，都陷入了賺錢——買地——賺錢——買地的無限迴圈中，甚至有些兄弟不惜貸款也要買地，絕大多數財產都被凝結成土地。
但憲章運動和反穀物法同盟的發展，讓英國統治者不得不讓步，於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而且隨著保鮮技術和跨洋運輸技術發展，大量新大陸和國外的糧食湧入英倫三島，僅在1874-1877年間，小麥價格瘋狂下跌了了35%，土地的價格也隨之瘋狂貶值，土地貴族們的身價也就瘋狂縮水，地租收入也瘋狂減少。
同時，英國貴族們的政治地位也不斷下降，《秘密投票法》、《重新分配席位法》等等法案，不斷侵奪貴族權力。而且黨派們也為了自己的利益，主要是籌集經費，向銀行家和工廠主們買賣爵位，貴族爵位氾濫，含金量降低。
尤其是到了1910年，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斯威脅上議院，如果不通過《權利法案》，他將讓國王封五百個貴族進上議院來通過法案，上議院的貴族老爺們只好讓步，通過了這個剝奪上議院絕對立法否決權的議案，徹底宣告了貴族們成為吉祥物。
再加之，貴族們為了維持體面，這個花費始終降不下來，導致負債破產比比皆是。
就比如貴族們最喜歡的獵狐運動，大家一起夏天去鄉下的莊園打獵。一隻獵狐用的獵犬價格高達400-700英鎊，相當於一個比較寬裕的中產之家一年的收入。《福爾摩斯探案集》有一篇提到過，一個獨居小姐一年只要有60到100英鎊就足以生活得非常好了，同時期的一個英國女僕的年收入也就是三十多英鎊。有一位奧爾索普勳爵居然養了三十多隻獵犬，每年光飼養獵犬就要花4500到5000英鎊。
貴族們因為有很多的莊園要保養，所以養僕人的花費打不住，再加之互相攀比，每家都得養二三十個僕人，大家可以去查查蒙巴頓勳爵，他佬在印度要多少個僕人伺候。即便最低的打雜女僕，也要36.8英鎊，一般都得40-52英鎊年薪，算算這得多少錢。
社交花費也很多，每年倫敦社交季，將近半年的時間，每天馬不停蹄地舉行各種社交晚餐、酒會、演講、戲劇之類，都是大筆開支。什麼？你說你為了省錢不參加不舉辦？好呀，原來你就是傳說中的貴族之恥，別想有人帶你玩了。
晉升買官之類的，也少不得要花錢。比如，鴉片戰爭的主帥休•高夫，他老人家的中校就是花錢買的。
更糟的是，政府開始徵收遺產稅和累進所得稅，擁有大筆地產的貴族們，那是一征一個准。
到了一戰前夕，英國的貴族絕大多數都很難維持體面。甚至傳統的獵狐運動，到這個時候的參與者，三分之二都是滿身銅臭的大商人。英國政府的職位，對於這幫窮瘋了的貴族們，就更加重要了，因為自身財產維持不了體面，不得不想辦法領一份乾薪以補貼生活。
所以，一戰前夕，尤其《權利法案》通過之後，被剝奪了最後的重要權力，整個貴族階層陷入了惶恐之中。
說錢，他們都是一群窮逼，甚至連怡和洋行這種鴉片販子都比不上。說權力，他們已經完全落魄，下議院和平民議員掌握了所有權力。而說社會地位吧，也根本不受人尊敬，整個社會都喜歡嘲諷那些落魄貴族，認為他們就是社會的寄生蟲，毫無用處。
這個時候，天降偉人（劃掉），是可惡的德國鬼子威廉二世宣戰了，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擴充軍隊可以讓無所事事的貴族子弟獲得職位，在戰場上獲得戰功又可以向整個英國社會證明，我們貴族還是很有用滴，當你們的老爺那是天經地義滴，在大英的社會體系中，老爺還沒過時。
於是，在這樣一種“扶老爺起來，老爺還能打”的氛圍中，貴族之家紛紛把子弟塞進軍隊，送上戰場，走向填壕溝的不歸路。
然而沒想到的是，一戰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工業化總體戰，什麼老爺貴族都不頂用，機槍、火炮、壕溝、鐵絲網面前人人平等，還有可能因為你TND當軍官被毫無貴族風度的狙擊手重點照顧。
所以一戰之後，德國、俄國、奧匈帝國，都被自己動員起來的力量打碎皇冠，摧毀帝國，而在英國的表現，則是貴族階層的自信被徹底摧毀，再也沒緩過來。
綜上，一戰英國貴族陣亡率，其實是一戰的總體戰，打碎封建土地貴族最後體面的一個小側面。自一戰之後，所有的參戰國都走向了平民政治的道路，貴族時代的余脈，到此戛然而止。
溥儀有一個老師很有名，卻是一個外國人，他的名字叫莊士敦，英國蘇格蘭人。溥儀要跟日本人人當偽滿洲國傀儡，莊士敦很反對，多次勸說溥儀無果。
莊士敦晚年回了蘇格蘭，老了要落葉歸根。回去之後一門心思要寫一本書，於是閉關寫了幾年終於成了一本書《紫禁城的黃昏》。這本書是莊士敦作為帝師在紫禁城的見聞，裡面的內容很多都是第一手資料的秘聞。歐洲人對神秘的東方古國中國的末代皇帝很感興趣，窺探皇室秘聞誰沒有啊，所以《紫禁城的黃昏》這本書大賣，一時洛陽紙貴，為莊士敦賺的盆滿缽滿。
莊士敦這人是學者氣質，大半輩子都過著相對簡樸的生活，沒想到到了晚年突然發大財了，成了大富翁。手裡拽著這麼多錢幹什麼呢，莊士敦在蘇格蘭買了一個島，而且在小島上高高掛起一面大清龍旗。你想想這個場面，清朝已經滅亡好多年了，在中國都已經看不到龍旗了，卻很奇怪在遙遠的歐洲英國蘇格蘭的某個小島上，出現了一面大清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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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ﾟ∀ﾟ)＜: 因為中華民國不承認滿洲是一"國" 就跟現在中共不承認台灣是一"國"一樣 所以說現世報來的快 (MvIjZP9Y 19/11/09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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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20日的《中央日報》上，刊登了一則新聞：《庸人自擾的妖婦攝魂風潮》，部分內容如下：“近來，新都發生妖婦攝魂之謠，捕風捉影，轟動全城，而尤以城東城西兩隅為甚，以致相約禁止孩提單獨外出，恐被妖人所創。”而公安局經過縝密調查之後，才發現，“妖婦”攝魂純屬謠傳，為此，4月19日公安局特地召開“新聞發佈會”並將相關內容刊登在報紙上說：“討論良久，以為欲消弭此種謠言，非由破除迷信入手不可。結果由各界自動組織廢除迷信宣傳隊，廣為宣傳。”
這則新聞在今天看起來十分吸引人眼球，但警察的結論對於當時的市民而言，無疑是一劑定心針、強心劑，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終於平定下來。那麼，“妖婦攝魂”的真相究竟是什麼？《發現週刊》記者82年後，為您揭開塵封多年的“妖婦攝魂”事件。
謠言四起 兒童莫名死亡疑是“妖婦攝魂”
1928年的三月，對於家住下關一帶的姚姓大戶人家的兒媳婦張氏來說，心和天氣一樣寒冷。張氏原來是姚家的女傭，心靈手巧，能說會道，非常討人喜歡。1923年，姚家大少爺娶了媳婦林氏，張氏就被調撥來服侍她。姚家大少爺是單傳，姚家人盼孫心切，然而，都兩年過去了，林氏依舊扭著細軟的小腰婀娜多姿地行走在姚家大院。這讓姚家的當家人很是著急，於是，1926年春天，他們強迫大少爺娶了張氏做了二房。張氏很爭氣，當年底就給姚家添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張氏母憑子貴，在家裡的地位急速上升。然而，好日子過了還沒兩年，一場飛來橫禍讓她掉進了“冰窟窿”。
事情是這樣的：春天來了，姚家剛一周歲多的孫子要到大街上玩。剛開始，張氏有點猶豫，因為，1928年的三月比往年尤其冷一些，她怕孩子會生病。但聽著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嗲嗲地哀求，她的心軟了。她給孩子穿了厚厚的衣服，也沒和家裡人打個招呼，就帶他出了門，坐上馬車，到城東轉了一圈。她怎麼也沒想到，就是因為去城東轉了轉，她的噩夢開始了。
從城東回來後，孩子開始發燒，本以為是受涼，給孩子找了大夫，抓了驅寒的藥，誰料，第二天，孩子還是不見好轉，反而嚴重了：高燒、嘔吐，皮膚開始出現淤青似的斑點。姚家慌了手腳，當他們得知張氏昨天帶了孩子去了城東，當下就變了臉色。因為，深居簡出的張氏並不知道，如今的南京城裡，正在流傳著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最近，南京城裡出現了“妖婦”，她們專門找小孩子下手。據說，她們的身上，都帶有一個小瓶，一根穿著細紅絲線的小針。只要“妖婦”舉著針對著孩子，喊一聲：“小孩”，那個小孩如果答應“哎”，其魂魄就即刻被她攝取，孩子的身體就會立時倒地。如果這個時候，有人發現，拿走“妖婦”手中的瓶子，拔下上面的木塞，就會有一縷青煙，從瓶中冉冉升起，直接滲入孩子的軀體裡，那麼，孩子就會痊癒。但如果沒有這樣做，那麼，這個孩子就岌岌可危了。
姚家唯一的孫子去了城東三天之後不治身亡。街坊鄰居知道後，更是對“妖婦”攝魂事件深信不疑。可是，這種事情真的會存在嗎？市民們對此將會有何對策呢？
眾人捉“妖” 疑似妖婦當街被捉原是良民
新都(作者注：南京國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定南京為首都，媒體直到1928年，仍稱其為新都)公安局一時也陷入了混亂。混亂的來源，就是“妖婦”攝魂事件。剛開始的時候，公安局對城裡鋪天蓋地的這種消息不屑一顧，認為肯定是謠言。但慎重起見，公安局也派了人手進行調查。誰知到了四月中旬，公安局的調查沒有什麼進展，倒是不斷出現市民將“妖婦”扭送至公安局的情況。
難道市民比公安局的人還有辦法不成？他們是怎麼判斷“妖婦”的呢？
據說，他們的辦法非常簡單：大街上，如果看到哪位女人形跡可疑，比如，老是盯著孩子看，眼神不懷好意，鬼鬼祟祟之類，市民們就會大喝一聲：“妖婦，你又想害人麼？”然後，就一呼百應，大家一哄而上，群起而攻之。因為知道“妖婦”有“妖法”，所以他們靠的就是人多。
據說，那些“妖婦”被毆打的時候，根本就沒有痛苦的表情。就算是用利器刮她們的耳朵，也不見有血滴出來，和沒事人一樣。但是，如果將她們腋下肋骨處的一塊膏藥揭下來，她們就會立即大聲叫痛，臉色痛苦異常，毫無抵抗能力。所以，到了後來，見到可疑婦人，眾人將其按倒後，首先就會掀開其衣服，找尋膏藥，如果找到了，立即就狠狠地揍其一頓，並將其押送至公安局處理。
可是，公安局的人辦案可不能這樣，他們講求的是證據。但面對市民的義憤填膺，他們不得不慎重地對那些押送來的“妖婦”進行詳細的筆錄，結果發現，這些所謂的“妖婦”都是良民，根本和“攝魂”事件無關。
愁煞警局 疑案未破街上秩序堪憂
面對公安局裡越來越多的“妖婦”，警員們都憂心忡忡：當所謂的“妖婦”被市民發現時，都會遭到圍毆，即便崗警發現，上前阻止，也是無濟於事，更有甚者，許多崗警的制服都被憤怒的市民給扯爛了。
然而，新都公安局的局長孫伯文最擔心的，卻不是這件案件的本身。那麼，孫伯文擔心的到底是什麼呢？《中央日報》上的孫伯文發佈的佈告或許能夠解釋原因：“然民眾非裁判之官，街頭豈審訊之地？若動輒千百成群，隨意毆打，不獨妨礙治安，且恐誤傷人命。當此北伐進展之際，尤恐奸人混跡其間，希圖擾亂。本局職在公安，不得不並顧兼籌，加意防範。除仍飭各區嚴密查拿外，合及佈告民眾，一體知悉，以後如再發現妖婦攝魂情事，應即報告就近崗警，將人犯逮送來局，自應訊明嚴辦，不得擅自毆打，聚眾滋鬧。倘敢故意，定於法究不貸，其各凜遵，切切此布。”
換句話說，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的混戰正在進行，如果這時，新政府的首都有人趁此事件，將民眾的憤怒引導到別處將如何是好？
佈告發佈了一段時間後，扭送至公安局的“妖婦”數量大減。人們開始在別處尋找孩子突然發病的原因。可就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使得“妖術”攝魂的消息再次甚囂塵上。
風波再起 巡警大白天“中了妖術”
因為此前流傳的妖婦用妖術攝人魂魄的消息，受害者都是孩童，鮮有成年人，所以，大人從來都沒有操心過自己也會遭到“妖術”的毒手。然而，這一年的4月19日，一名警察竟然成為第一個成年“受害者”
這名警察是東二區的巡警。當時他正在執行巡邏的任務，有一個穿著青灰嗶嘰夾袍的青年，面帶微笑，在他的身後向其走來。青年態度很恭敬，拍了一下他的肩部，好似在問路。誰料，巡警即刻橫臥地上，氣息僅存。由於當時旁邊還有許多路人，這名青年大為驚駭，抽身而逃。路人見到警察突然倒地人事不省，趕緊進行急救。他們根據一位老人的指導，用土法對警察進行急救。先到附近的店面找來許多雞血，將它們塗抹在警察的臉上，然後拿來破的碗片，用鋒利的一面在他的臉上劃，一直到出了血為止，據說這樣可以打破妖法。但是，很遺憾，這種急救法並沒有救這位巡警一命，等醫生趕來時，他們也回天乏術了。
該名警察突然死亡使新都公安局局長孫伯文陷入沉思，這回被懷疑的對象是一名青年男子，這又和前期流傳的“妖婦”攝人魂魄事件有所不同，看來，不破除“妖術”會傷人的說法，民心將再次陷入混亂。
正當孫伯文愁眉不展時，事情出現了轉機：先前被要求調查近期城內孩童不明死因的法醫的報告遞交上來了。法醫證實，那些據說被“妖婦”攝取了魂魄的孩子，都是因為得了一種新的病症——拉麻疫症。這種病的侵害物件是十歲以下的小孩，而且傳染極速，後果嚴重，一般三四天內就會使孩童夭亡。實在不關“妖婦”的事情。
那麼，拉麻疫症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病症，為何如此厲害？
真相大白 原來是流腦作怪
為了搞清當年這種怪病，記者向有關傳染病醫院的專家進行詢問，但專家告訴記者，這種病症的名字他們從來沒有聽過，可能是某種急性傳染病的別名。記者轉而向長沙傳染病醫院的專家胡醫生求教，胡醫生也是這種觀點。他告訴記者，民國時期的法定傳染病病種在1916年定為8種，即霍亂、痢疾、傷寒、天花、白喉、猩紅熱、鼠疫、斑疹傷寒。由此可見，拉麻疫症，並不屬於這8種之內。而資料顯示，1928年時，又新增了一種“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從當年那些孩童的死前症狀來看，十分相似。
據介紹，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流腦。臨床表現為發熱、頭痛、嘔吐、皮膚粘膜瘀點，瘀斑及頸項強直等腦膜刺激征。我國早在1896年時就有了這方面的報告，但由於醫療研究水準的限制，再加上這種病症的爆發並不頻繁，因此並不為人廣泛所知。
據胡醫生介紹，這種病任何年齡均可發病，但關鍵的是兒童。從2～3個月開始，6個月至2歲發病率最高，以後隨年齡增長逐漸下降。中小城市以2～4歲或5～9歲發病率最高，男女發病率大致相等。而發病的時間從前一年的11月份開始，到次年三四月份達高峰，5月份開始下降。它的出現和空氣不流通，陽光缺少，居住擁擠及環境衛生差有關。
胡醫生說，就現在的醫療條件而言，這種病一旦爆發起來，少數病人起病急驟，病情兇險，如不及時搶救，常於24小時內甚至6小時之內危及生命，此型病死率達50%，嬰幼兒可達80%。“更別說八十多年前的民國時期，突然爆發這種病了。就當時的醫療條件和認知，市民出現恐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妖婦”攝人魂魄事件因法醫的報告終於告一段落。為了儘快將這一消息告知大眾，新都公安局召集了農工商婦女各團體，及新聞界同仁，以及該局各區署官佐，在該局會議。決定根據醫士報告，大力宣傳，以消除“妖婦”作祟的謠言。因為這種謠言的產生和封建迷信觀念有關，因此，公安局決定要破除迷信，由各界自動組織廢除迷信宣傳隊，廣為宣傳。同時，一面請公安局衛生科方面，積極講求市政衛生，期於最短時間，將此類病症完全撲滅。
至於那位街頭暴斃的警察死因，胡醫生認為，流腦也會襲擊成年人，所以，不能排除他也是因此而亡。那位警察當時可能是“抱病”工作，在問路青年的突“擊”之下，驚厥倒地，病發身亡。“當然，”胡醫生說：“也不能排除，他是因為工作原因遭到報復，被人用很隱蔽的利器刺穿胸部而暴亡。但這只是推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