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板 - 第2頁

日本正正是一個最喜歡凡事都すみません（Sumimasen）、ごめんなさい（Gomennasai）的民族，不是嗎？為什麼有戰爭不能面對呢？因為我們日本人，最少我和上一代知道，最應該承擔責任的人和最能代表日本道歉的人，不願意道歉。我們不能像德國人把戰爭推到納粹和希特拉身上，永久的摒棄他們，然後整個國家民族重新出發；我們日本不可以，天皇還在，他的兒子和孫兒也會繼續做天皇，日本可以做的就是承諾不會再發動戰爭，然而我們永遠都不能堂堂正正地面對歷史了。由昭和死的那天，大和民族承擔責任的機會就已經錯失了。」

有一套電影叫《日本最長的一天》，劇情就是描述裕仁天皇要宣告無條件投降了，可是有些好戰的陸軍不甘心而去阻止之類。實際上裕仁是否真的如此甘心、服輸、愛民如子呢？日本宮內廳在1/8/2015將當年昭和天皇宣佈結束戰爭的「玉音廣播」原始錄音唱片及音頻，首度公開。裕仁刻意以文言日文宣讀，當時一般日本民眾驟耳聽其實聽不懂他在說投降；還有，他選擇「終戰」（しゅうせん／Syūsen）而不用「投降」（とうこう／toukou）。見微知著，可知他本人也真是死不悔改卻只是迫於無奈而投降。
就算裕仁是一個不悔改的戰犯也無礙日本為二戰道歉。因為日本仍有天皇，在位的明仁其實可為他父輩道歉，好讓中國、韓國、其他侵略過的東南亞國家也得公道。後來我讀到一本Herbert P. Bix的著作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中譯本書名叫《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的形成》讓我那個「父債子還」的希望也落空了。這本書還拿了2001年普立茲獎（非小說部）。作者Herbert P. Bix是美國的歷史學者、大學教授，他筆下的裕仁絕非無辜善類，而是有份策劃、積極參與二戰的戰犯。

書裡有一頁記述了裕仁天皇死後，明仁登位。記者會中有記者問明仁：「天皇陛下，你會為二戰道歉嗎？」當時明仁答：「這已經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了。」自此，沒有日本記者再問同一個問題，因為他們都知道，他們只會得到一樣的答案。

那我們可以等的，就是下一任天皇繼承時，再問他同一個問題嗎？可是我相信就算下一任天皇，下下一任天皇，似乎都會繼承現任天皇的路線－就是「走數」，然後希望歷史遺忘、淡化、反正幾百年後天皇制度還在，可是會介意日本有沒有道歉的人，都死了好幾輩了。

雖然天皇還未／不道歉，而新華社在幾天前還咬著不放這個問題。可是日本的政府和民間呢？他們有沒有為戰爭道歉？答案是肯定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DUkkX6PNA&t=2738s 翻譯：萬年看客

我請問一下各位，誰能說出聖誕老人的馴鹿分別叫什麼名字？知道的請舉手。誰又能說出耶穌的十二門徒分別叫什麼？知道的也請舉手。我以為列舉十二門徒的姓名對於一般人來說要比列舉聖誕老人的馴鹿更困難。就算你能列舉他們的名字，也說不出他們的事蹟，因為聖經從沒提到過他們的事蹟。我們知道一點彼得的事蹟，雅各與約翰的事蹟也提到過一點，最後自然還有加略人猶大。聖經就僅僅提到過這幾個人的生平。在第四部福音書當中，有幾位地位較低的門徒得到了一點描寫篇幅。腓力、小雅各、安得烈與多馬的形象略微被第四部福音書補全了一點。比方說懷疑的多馬這一形象就僅僅出現在第四福音書當中。由此可見，福音書並不特別關注門徒們的身份。

不過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無法列舉全部十二名門徒還有另一個原因：就連四部福音書都沒能對於這十二個人的身份取得一致意見，只是同意門徒的數量是十二個。十二這個數字對於早期基督教十分重要，就連保羅都在哥林多前書當中特意提到了“十二門徒”。馬太、馬可與路加福音都提出了各自的十二門徒名單。約翰福音提到了十二門徒但是沒有列出名單。在約翰福音的最後一章也就是第21章還提出了七門徒的說法：“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

早期耶穌運動的追隨者們有一個特點，就是自稱新以色列。以色列有十二支派，因此新以色列也必須湊齊十二人。在對觀福音書中耶穌說過：“你們這跟從我的人……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十二這個數字本身對於福音書作者來說很重要，十二的具體組成就沒這麼重要了。

公元70到72年成書的馬可福音給出了第一張十二門徒名單。彼得排第一，加略人猶大排最末。在馬可福音第三章，整部新約當中首次提到了加略人猶大。換句話說加略人猶大這個名字直到公元一世紀八十年代才進入基督教敘事。在耶穌受刑十字架之後過了四十年，加略人猶大的形象終於出現了。馬可福音與馬太福音的十二門徒名單一模一樣，都提到了一位達太，也都提到了迦南人西門。到了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傳當中，達太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雅各的兒子猶大”，與“賣主的加略人猶大”重名。路加福音還將迦南人西門改成了奮銳黨西門。約翰福音提到了十二門徒，但是沒有指出名字。但是只要讀一下約翰福音，就會意識到作者認為十二門徒當中有一位拿但業，而且此人在約翰福音當中戲份還不輕，得到了被耶穌欽點成為門徒的待遇。其他三部福音書當中根本沒這個人。

回頭先來看看奮銳黨是些什麼人。所謂奮銳黨就是通過遊擊戰爭對抗羅馬人的猶太武裝人員。他們是猶太人眼中的自由鬥士，羅馬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在耶穌受刑與西元66年之間的三十六年裡，奮銳黨一直推行著激烈的反羅馬武裝鬥爭。66年這一年，遊擊戰終於激化成為了全面戰爭。戰爭在加利利山腳下爆發。羅馬人不打算在猶太人的主場作戰，於是提多將軍在西元70年圍困並洗劫了耶路撒冷，手段之徹底恰似蘇軍在二戰末期席捲柏林一般，全城上下房倒屋塌。根據一世紀猶太史學家約瑟夫斯的說法，戰爭並未就此結束。直到西元73年，猶太殘兵困守馬薩達，彈盡糧絕，最終集體自殺，以免落入羅馬人之手。馬薩達圍城戰標誌著這場慘烈戰爭的結束。

耶路撒冷的淪陷是一起極為慘痛的事件，無論對於猶太人還是耶穌追隨者來說都是如此——後者碰巧也是猶太人。這場戰爭終結了猶太人的國度，將其從地圖上抹去。135年巴爾.科赫巴短暫復興了猶太國，但是旋即遭到鎮壓。接下來直到1948年，英國外長貝爾福于1917年發表的《貝爾福宣言》終於通過聯合國得到落實，以色列這個國家這才再次出現。根據耶穌的猶太裔追隨者的說法，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的淪陷是上帝針對猶太國內正統勢力的懲罰，因為他們拒絕接受耶穌作為他們的彌賽亞。我則認為這一事件以遠比我們的想像更加激烈的方式影響了猶太人與基督教的歷史。四部福音書全都寫作於70年之後，70年的慘劇依舊歷歷在目。就連福音書當中對於世界末日的描繪都反映了耶路撒冷的淪陷。福音書還彰顯了猶太裔耶穌追隨者與族長、祭司以及神殿當局組成的正統派之間的分裂。早在耶路撒冷淪陷之前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就已經很顯著了，等到耶路撒冷淪陷之後，雙方更是徹底撕破了臉皮。第四福音書尤其反映了這一點。身為猶太裔作家的約翰充滿恨意地將耶穌運動的反對者們稱作“猶太人”。“猶太人逼迫耶穌”、“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猶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每當用到這個稱謂約翰都恨得牙根癢癢，恨不得把這個詞從嘴裡唾出來。他完全沒有顧及耶穌追隨者同樣是猶太人的事實。但是在第四福音書成書之前，大約在公元88年，猶太正統派舉行了雅麥尼亞會議，將耶穌追隨者逐出了猶太會堂。一旦宗教鬥爭上升到了開除教籍的程度，總會導致非常難看的結果。因此耶穌追隨者也不再將猶太人視為同胞，而是他們的頭號宗教敵人。

1.清朝禁台政策在官方文獻中完全找不到，所謂的禁台政策全是從日本那邊抄來的
大部份漢人是康熙時代來台灣的
2.所謂的凱達格蘭人根本不存在，假新聞關三天
3.清朝中央偏愛保護少數民族，但地方官是漢人，會跟人民聯手欺負原住民
4.1947年台灣經濟快速恢復，228民兵跑去鄉下得不到農民跟原住民的支持，鄉下的學生也不參與228
5.陳儀跟國民黨中央視如水火，也沒空管陳儀
6.日本的貪污叫系統化貪污，霸佔台灣的許多地，然後官員或軍官退伍退休時就分給這些人，包括賣鴉片的特權
因為後藤新平個人式的貪污會影響行政效能，但系統化貪污能直接控制這批人
7.大陸時期因為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怕了，所以做了很多錯誤的判斷，扭曲了許多歷史
8.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應該要到1662年開始計算，什麼大肚王國這類酋邦根本不符合國際法的標準
9.馬偕在台傳教19年，從沒看過中國人(在台漢人)跟原住民結婚
10.當年來台開墾的漢人都是挾鉅資來台開墾的，甚至武裝移民，人口販子，跟國民黨早期歷史寫漢人移民貧窮資源匱乏的不一樣
11.原住民長期惡習跟環境差導致人口成長上不去，荷蘭人還想辦法破除原住民陋習
17世紀氣侯危機導致台灣原住民跟漢人死一大片，但是漢人可以從大陸補充，而原住民生育率仍然沒有成長
12.有唐山公沒唐山母這句是錯的，按荷蘭史料，來8個男漢人1個女漢人，而且男人是兩岸來來去去，女人是待著就不走了
所以移民過來的是個完整的家庭
13.荷蘭人還跟鄭芝龍合作，在福建沿海找女人，轉賣給荷蘭人，荷蘭人再轉賣給台灣漢人，似乎像現在的大陸新娘(婚姻仲介)
14.鄭成功時是女人先來台灣，男人還在大陸打仗，鄭經時也一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hTlrZ0AYk

zhi##hu.com/ques##tion/20965049/ans##wer/562358009

有人聲稱《睡虎地秦簡》的出土推翻了陳勝吳廣他們所謂失期當斬的說法，但這個說法顯然是錯誤的。首先，這個說法它的依據是這條:

>禦中發征，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其得殹（也），及詣。水雨，除興。(出自:《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徭律》)

持這類觀點的人依據此條認為遲到罪不至死，但問題在於原文就已經注明了這條是徭律，而在《睡虎地秦簡》中，戍律的存在說明了徭役與戍役在秦朝時期並非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樣是一回事，顯然秦在法律是上將徭、戍分為兩種不同性質的服役:

>戍律曰：同居毋並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出自:《睡虎地秦簡•秦律雜鈔》)

而陳勝吳廣按記載顯然是屬於戍役的，所以用徭律的內容來否定陳勝他們失期當斬的說法顯然是不對的

>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為“張楚”(出自:《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出自:《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出自:《漢書•五行志第七》)

而在《睡虎地秦簡》後發現的《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內容則進一步補充了秦時期戍律的內容，也佐證了戍律是區別於徭律的。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為除戍一更。遣戍，同居毋並行，不從律，貲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遣歸葬。告縣，縣令拾日。(出自:《岳麓書院藏秦簡（肆）》)

>戍律曰：下爵欲代上爵、上爵代下爵及毋（無）爵欲代有爵者戍，皆許之。以弱代者及不同縣而相代，勿許。(出自:《岳麓書院藏秦簡（肆）》)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睡虎地秦簡》按考究當是秦始皇時期的，而陳勝反于秦二世時期，在這段時間中，秦律按記載來看是有變動的:

>四月，二世還至咸陽……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出自:《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所以想用《睡虎地秦簡》來證偽此事顯然是不可能的。說起來也真是奇怪，八十年代那會睡虎秦簡出土後這麼多相關研究貌似都沒聽說過誰提出它證偽了陳勝一事的觀點，三十多年後這個觀點居然反倒如此流行……


相對而言，鋸子是由魯班發明的說法倒是被出土文物推翻了，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國便已經出現了蚌鋸

石鋸、骨鋸出現的較晚，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紹文化時期

還有商周時期的青銅鋸，商周時期的青銅鋸和鋸條已經發現了75件以上

據說還有更早的燧石鋸，顯然，鋸子從發明到革新完善成熟，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耶魯大學法學院 吳景鍵 2018-12-16 11:26 來源：澎湃新聞

美國革命時期政治思想可謂美國史研究領域內最為經典的議題，名家輩出。然而近十餘年來，由於缺乏新史料之刺激、學者視角開始轉向底層與邊緣等原因，這一領域內已罕有重量級作品問世。直到2014年，哈佛大學政府學院教授埃裡克•納爾遜（Eric Nelson）出版《王權派的革命：君主制與美國建國》（The Royalist Revolution: Monarchy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一書，主張美國革命其實是“一場反對立法機構而非反對國王的革命”，在本質上乃是“一場支持王權的反叛”，沉寂已久的美國早期史領域才又重新燃起激烈討論。

近日，本書中譯本（預計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于明年1月份出版）譯者、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候選人吳景鍵專門採訪了納爾遜教授，請納爾遜教授為中國讀者介紹了這本書的創作源起、學術方法以及其與美國當下政治的關聯性。

為何重新解讀美國革命

Q：您可否和中國讀者先簡單分享一下您的人生經歷？談一談您是如何成長為一名政治思想史學家的？

納爾遜：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在紐約上的高中，後來在哈佛大學讀本科。我從小就對歷史學和政治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而對哲學的興趣則要來得晚一些。很幸運的是，一到哈佛我就遇到了一批非常出色的老師，比如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歐洲文藝復興思想史專家）。來哈佛的第一個禮拜，我就上了一門他的研討課，由此開始著迷於霍布斯的學說。此外，我也開始了系統的古典學訓練，因為我從小就對古希臘羅馬文明非常喜愛並且自學過一些拉丁文。在這些愛好方面，我確實可以說算個“怪人”（geek）吧。後來，我逐漸對上述兩方面知識間的互動產生了興趣——近代早期歐洲政治理論家們是如何閱讀、理解古典文本的。不過在那個時候，我的志向仍然是當一個律師。機緣巧合的是，在哈佛本科的最後一年，我同時申請了哈佛法學院和資助美國學生赴英留學的馬歇爾獎學金（Marshall Scholarship），但恰好先獲得了後者的錄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想我現在應該已經是一個律師了。後來，我便決定去劍橋讀書，因為昆汀•斯金納在那裡任教，他是我的學術偶像，也是我在哈佛的本科論文導師理查•塔克（Richard Tuck）教授的老師。可實話實說，我當時的想法依然是，花兩年時間體驗一下智識上的快樂，然後回來繼續讀法學院。直到我真正開始在斯金納門下學習，我才徹底決定要以學術為業，由此開始進一步攻讀劍橋的政治思想史博士學位。

Q：我注意到，您早期的兩本著作《共和思想中的古希臘傳統》（The Greek Tradition in Republican Thought）以及《希伯來共和國：猶太傳統與歐洲政治思想的轉變》（The Hebrew Republic: Jewish Sour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都是關於古典學與歐洲近代思想史之關聯的。是什麼因素促使您轉向美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並決定重新解讀美國革命之起源的呢？

納爾遜：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自己其實一直都對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史有一定興趣。而我最初的兩本著作處理的卻是古典學研究與政治思想如何互動的問題。這兩本書最根本上是想回答：當歐洲人突然重拾起一門古典語言並且接觸到大量以這種語言書寫的文獻之後，他們對政治的看法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似乎與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史無涉。但是，當我在寫作《希伯來共和國》一書時，卻發現它其實與革命問題有著諸多關聯，因為希伯來文本中有著大量反對君主制的思想，而這種將君主制視為偶像崇拜的觀點又進一步通過猶太拉比的著作傳佈到歐洲話語體系中。在歐洲語境下，第一個接受這種觀點並加以系統闡釋的便是約翰•彌爾頓，隨後，湯瑪斯•潘恩又汲取了彌爾頓的觀點並將其融入《常識》一書中，而後者恰恰又成了北美最暢銷的著作。我對這樣一條脈絡非常感興趣，它從希伯來傳統一直貫穿到湯瑪斯•潘恩。

不過，我產生要就此寫一本書的想法則是更往後的事情。大約在2009年的時候，我已回到哈佛任教，有學生開始想我抱怨在哈佛找不到專門教美國革命的課程。我的第一反應是，這些學生一定搞錯了，哈佛大學光歷史系就有六名專研早期美國史的老師，怎麼會沒有美國革命史課程呢？可當他們拿著課表給我看時，我發現事實真是如此——哈佛竟真的沒有一門關於美國革命史的課程。在我看來這荒謬至極，簡直可算作一樁醜聞。我本人雖不專治美國革命史，但我自信有能力教一門美國革命政治思想史課程。於是，我便在下學期開了一門名叫“美國建國的政治思想”的課。

Q：我很好奇，為何哈佛當時會連一門美國革命史的課程都沒有呢？

納爾遜：這個問題說來話長。簡單來說，大部分研究型大學的學者都喜歡教他們正在研究的題目，很少有人願意去教美國革命史，因為這看起來太老套了。大部分在1970-80年代進入這個行當的學者都對性別、種族以及奴隸制歷史更感興趣。相比之下，美國革命史實在令人乏味，那似乎只是“死白男”（dead white male）們的歷史。

而我則因為上面所說的原因開始教這樣一門課，並且花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按照時間順序閱讀從1764年到1789年間的革命小冊子。正是在這一備課過程中，我慢慢發現，這裡面所呈現出的故事似乎完全不同于傳統美國革命思想史研究所告訴我們的那個故事。不過即便到此時，我也並不認為這裡面有一本書的內容可作。我尤為仔細地閱讀了1760年代晚期的那些小冊子，包括班克羅福特、漢密爾頓以及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討論英國議會權力的作品。其中，他們對斯圖亞特君主制以及英國議會的認識讓我甚感意外。過去我們總是被教育說，美國革命是一項輝格派的事業，而美國革命者則是十七世紀英國議會派們的繼承人，可我剛才提到的那些作者卻不是這樣一副輝格派的論調。他們大力頌揚查理一世、詹姆斯一世以及國王專權（prerogative），全然沒有輝格派的樣子，反而跟輝格派的觀點截然相反。他們還進一步就殖民地之起源發展出一套與輝格派不同的歷史論述：他們不再認為第一批殖民者是逃離國王與教會的暴政，而認為他們是在國王的保護之下逃離議會的暴政。在我看來，這一點非常有趣，於是我先寫了一篇文章《愛國王權主義》（“Patriot Royalism”）發表在《威廉與瑪麗季刊》之上。

而在講課的過程中，我的思路一步步拓展開來。有一天結課後我走在街上，突然意識到，那些1760年代晚期到1770年代早期竭力捍衛國王專權、對英國憲制及殖民地歷史持斯圖亞特式理解的小冊子作者——約翰•亞當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威爾遜、本傑明•拉什——後來不僅僅成為聯邦党人的代表，更是成為美國總統制的奠基者。於是，思路一下子豁然貫通。原來這些人一直都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在創設美國總統制時，他們試圖分配給美國總統的權力不正是他們在1770年代希望英國國王恢復的那些國王專權麼？一旦我想到這一點，我就知道，可以著手寫一本書了，因為確實有這麼一條線索從1760-70年代一直貫穿到制憲時期。

美國革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Q：我們知道，在《王權派的革命》出版之後，戈登•伍德教授（Gordon Wood）曾經非常尖銳地批評您這本書誤解了美國革命的性質。而巧合的是，伍德教授最著名的作品《美利堅共和國的締造：1776-1787》與您的著作的中譯本卻在兩年內相繼出版。在您看來，中國讀者應當如何看待這兩本書之間的關係？他們是提供了兩套對美國革命截然不同的論述還是互為補充呢？

納爾遜：這真是一個尖銳的問題。我自然希望中國讀者能夠兩本都讀。伍德教授是我最尊敬的一位學者，我從他那裡受益良多。詹姆斯•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在討論霍布斯的政治理論時曾說，“我將通過與他論辯來告訴他，他教會了我什麼”。而我也是這樣看待我與伍德教授的關係的。事實上，我自己的導師之一伯納德•貝林教授也是伍德的老師，而伍德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發揚了貝林教授在《美國革命的意識形態起源》一書中所提出的核心觀點。而伍德最為擅長的則是州憲法的研究，特別是1776年到1777年中間這段時間的州憲法。而他對這一時段的研究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確的。

你要問我們二人是否存在不同？當然，我們對革命以及革命與憲法的關係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不過，在一點上我們卻存在共識，而且在這一點上我從他那些學到了很多，那就是——早期的八部州憲法具有非常鮮明的輝格派色彩。從1776年7月4日後通過的第一部州憲法開始，直到1777年紐約州憲法通過以前，所有的州憲法的確都以一個很弱勢的執行權作為其特徵。而這也正是《常識》大熱、美英決裂的那段特殊時期。在這一時期內，輝格派的觀點及其支持者確實呈上升勢頭。可我想說的是，這僅僅是一個例外時刻。在此之前與在此之後還有大量與革命存在緊密關聯的人物不但不是輝格主義者，反而是反輝格主義者，是高度的王權主義者。而當這批人重掌大權之後所通過的幾部州憲法——比如1777年紐約州憲法，1780年亞當斯起草的麻塞諸塞州憲法以及隨後威爾遜主導起草的賓夕法尼亞州憲法——都表現出不同於這一中間時期的意識形態。

所以說，我和伍德教授對美國革命的認識當然是不同的，不過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有一定互補性。對1777-1778年間大約十八個月長的時間內那股激進輝格主義憲政思想，伍德教授確實做出了系統性的重要論述。

Q：接著上一個問題，您覺得當下對美國革命以及美國早期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有什麼主導性的潮流麼？

納爾遜：第一股潮流，也是我很贊同的一股潮流，就是重新回到憲政與法律史。一批學者開始在帝國語境下重新嚴肅審視美國的法律與憲政思想。在我看來，這其實是回到更早的一條研究美國革命史的理路之中，而其開創者則是一名極為出色的學者——查理斯•麥考文（Charles Mcllwain, 1871-1968）。正是麥基文第一個把美國憲政討論視作一場帝國層面上的討論，並且察覺到美國人對英國法、英國憲制以及殖民地與英國憲制之關係有著不同的理解。而現在，瑪麗•比爾德（Mary Bilder）、丹尼爾•休斯博什（Daniel Hulsebosch）等人所接續的也正是這一理路。

而另一個與此相關的潮流則是所謂的“跨大西洋史”（transatlantic history），即把美國革命放在更大的十八世紀跨大西洋圖景之中，而不是僅僅作為一個地方性事件。它會強調在美國、英格蘭、愛爾蘭、法國以及其他許多地方，有大量類似的人在進行著類似的論辯。而美國革命者所使用的憲政話語，在相當程度上便取自愛爾蘭人在十七世紀所提出的觀點以及蘇格蘭人在1707年合併法案之前對英國憲制的解讀——諸多獨立的王國乃是因系于一位國王而聯結在一起。這方面目前也有不少有意思的著作。

Q：那您覺得《王權派的革命》這本書應該放在哪一條理路之中呢？

納爾遜：這裡面麥考文對我影響至深，我很佩服他。可遺憾的是，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人們遺忘了。不過，現在算是有一股“麥考文回潮”（Mcllwain Revival），這還要感謝約翰•菲力浦•裡德（John Philip Reid）的著作。他是複建美國法律史的老前輩之一，與此同時也影響、訓練了一大批新生代學者。而我自己深深受惠于麥考文以及裡德。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著作可以說是進一步闡明了麥考文的觀點。我想，他比後世學者更加清晰地把握了美國革命時期政治衝突的本質。因此，我的寫作方式其實更接近1920年代麥考文的理路，而不是其後幾十年的學術脈絡。

Q：剛才我們討論了《王權派的革命》在美國革命研究脈絡中的位置。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您“將此書獻給昆汀•斯金納，吾師吾友”，而斯金納也正是您在劍橋的博士生導師。所以，您會認為此書算是以“劍橋學派”的方法來處理美國革命思想史的一次嘗試麼？在您看來，“劍橋學派”最突出的特點又是什麼呢？

納爾遜：我想世界各地的學者，包括中國學者在內，可能都不太喜歡說自己是某某學派的一員。這一點很有趣，哪怕是最有名的學派——比如法蘭克福學派——你去問他們的話，他們也會說，“哦，不，我不是這學派的一員。”

可事實上，當然存在“劍橋學派”這麼一回事，而我也當然是其中的一員。我在劍橋接受學術訓練，我的兩位老師——昆汀•斯金納、理查•塔克——都是這一學派的重要成員，而我同時還有幸接受了其中另一重要成員——約翰•波考克的指導。如果連我都不算“劍橋學派”成員的話，恐怕也就沒人算得上了。而使“劍橋學派”之所以成為一個學派的，則是其強調“語境”（context）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它力圖還原文本在其創作時的特殊歷史語境下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意思。“劍橋學派”擔心的是，如果不仔細研究“語境”，人們就很容易誤讀文本的意思。可以說，“劍橋學派”的每一位成員都是被這樣一種憂慮所驅動的，他們力圖糾正一種所謂的“現在主義”（presentism）。而在美國革命思想史研究之中，我們格外需要這種“劍橋學派”的作品。因為那些人們習以為常的對美國革命史的主流敘事其實是相當晚近才形成的，而在其形成之時，美國的具體語境已與革命時期完全不同。人們很容易就可以在歷史文本中找到他們想找的東西——因為人們其實已經預想了那些歷史人物應該怎麼想、他們想表達的意思應該是什麼。而“劍橋學派”的目的則是要認真對待歷史人物所表達的內容。在方法論上，我深深受惠于“劍橋學派”。

不過在我看來，我跟“劍橋學派”在哲學層面又有所不同。1960年代的早期“劍橋學派”不僅僅是語境論者（contextualist），同時也是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他們深受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以及分析哲學之影響。他們在根本上認為，與語境主義相伴而來的，不僅僅是答案的改變，更是問題本身的改變。也就是說，他們並不認為，洛克或者馬基雅維利可以跟我們現代人對話。這些人物都受制於他們的特定時代，而他們的論述因此也只關乎他們的時代，而無法超越其語境（travel out their context）。對他們而言真實的東西，對我們而言可能就不是。那種所謂追求永恆之物——柏拉圖式的道德或政治真理——的想法註定是徒勞的。然而，我自己卻是一名柏拉圖主義者，一個道德哲學方面的實在論者。而且，我並不認為哲學層面的實在論與歷史學方法上的語境主義有什麼必然的衝突。假如你是一個哲學上的實在論者的話，你同樣也會想成為一個語境主義者，因為你想知道到底為什麼那些思想家會這麼想。因此，我是方法論層面的“劍橋學派”成員，但在哲學層面卻不是。

王權派思想與當代美國政治

Q：剛才我們討論了您的著作的方法論問題，但我想讀者或許更關心您的作品與現實政治間的關係。您在《王權派的革命》一書最後為我們如何理解美國總統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提出美國總統制的雛形其實是十七世紀英國的混合君主制。而就在您這本書出版兩年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越來越來多的人開始意識到“行政權集於一人”以及“總統比議會更能代表人民”這類主張的危險性，而這恰恰類似于當初王權派的觀點。所以您是如何理解您的這部作品對現實政治的意義呢？

納爾遜：我在寫作此書時最為擔心的一點就是，人們會認為我是在為“一元化行政”（unitary executive）提供某種背書。而這既非我所想，也非我所為。事實上，在我看來，十八世紀以降美國總統制的發展，特別是國父們從未料想到的行政國家的誕生，已經使當年的論辯難覓蹤影。與總統制相關的問題已經徹底被改變了。當王權派們主張創設一個強有力的總統職位的時候，他們完全不會想到要創設一個可以隨意發佈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的總統。他們當初想要的只是一個擁有完整的否決權和任命權的總統，也就是說，他們僅僅是不想參議院擁有“建議及同意權”(advise and consent power)。他們後來一直為制憲時被迫達成這一妥協而感到懊悔萬分，亞當斯和威爾遜直到十九世紀後也依然覺得這是他們犯的一個大錯。可是，這並不是現在爭論的焦點。如果說現在還有什麼關於總統權力的討論仍可算是當年討論之延續的話，那或許就是外交政策方面。人們現在依然會討論總統的締約權以及授權使用武力的權力，而當初總統制的締造者們的確是希望總統能在這些方面享有一定自由裁量的空間。不過總的來看，關於總統制的故事已經徹底改變了，除了一個方面——那就是代表問題。

奧巴馬總統此前在尋求國會批准通過對敘利亞進行武裝打擊時曾有過一個很有趣的演講。在阿薩德政權剛打算動用化學武器的時候，奧巴馬聲稱，一旦敘利亞跨過這條紅線，他將同意動用武力作為懲罰。可當阿薩德政權真的跨過紅線以後，他卻猶豫不決了，而是跑到國會說——我希望得到國會的授權來使用武力。當時，奧巴馬在白宮發表了一場演講，說“我要前往國會，因為國會是人民的代表”。這完完全全是一種輝格主義的理解。我們的總統竟然說，他們而不是他自己，才是人民的代表，這實在是罕見。因此我覺得，國會還是總統更能代表人民至今仍然是一個問題。而在這個意義上，王權派與輝格派的論戰也確實是一場“活”的論戰。

而我的另一個強烈感受是：我所講述的這個有關美國革命的故事，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今日美國憲政體系所面臨的挑戰。因為本書在本質上想要揭示的一點是，雖然人們從小被教育說，美國是個共和制國家或是民主制國家，但這其實搞錯了。要知道，早期英國憲制的結構深刻影響了美國革命的性質。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政體，其實是十七世紀英國混合君主制的某個變種。約翰•亞當斯當初就說的很清楚，如果人們想要恰當地描述美國憲制的話，就叫它有限君主制吧，這就是他們想要締造的政體。而這也意味著，美國憲制的運作其實倚賴于一系列不成文規則。

為什麼這一點相當重要呢？這表明，我們在享受混合君主制所帶來的好處（比如避免了某一分支的專制）的同時，也必須面對它可能帶來的種種危險，而其中最大的危險便是憲制僵局（impasse）。在司法分支以外，我們擁有總統、參議院以及眾議院三個分支。而這三個分支必須進行合作，如果其中任一分支拒不履行其在憲政體系中的功能的話，整個系統就會陷入癱瘓。可事實上，某一分支拒不履行其功能這件事本身卻並不違反憲法。參議院可以合乎憲法地拒絕通過總統提名的任何人選；眾議院也可以合乎憲法地拒絕通過預算。換句話說，整個系統其實完全基於一系列不成文規則之上，正是這些規則使得這些分支不會用盡各自的專權，而達到相互間的一種平衡狀態。可一旦這些不成文規則開始瓦解、各個分支不再行使其功能，美國憲政體系就陷入了大麻煩。在過去幾年，我們就見證了這些不成文規則以驚人的速度土崩瓦解。而這一點在參議院對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態度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想想當初參議院拒絕為加蘭德法官舉行聽證的事情吧。事實上，我們的憲政規則正在崩潰之中，而如果你瞭解我們的政府形式的話——它本質上是一種十七世紀混合君主制——那你就會意識到現在到底有多危險。可是，美國人民對此尚未有足夠的警覺。

Q：我覺得您的觀點與亨廷頓教授的觀點非常相似，即美國政體在本質上是一種相當古老的政體。

納爾遜：當然。不過我和亨廷頓教授有一點不同。亨廷頓教授認為，美國政體在本質上是十八世紀英國君主制；而我則認為，它其實是十七世紀英國君主制。

Q：最後一個問題，您能否跟我們簡單聊聊您未來的研究計畫？

納爾遜：我剛剛寫完題目與此截然不同的一本書，預計明年夏天面世，名為《自由主義與神正論》（Liberalism and Theodicy）。這本書所處理的是當代自由主義、世俗化政治理論與神學的關係。而我核心想要論證的一點是，自羅爾斯以降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未能充分意識到，他們的哲學前提是建立在一個多麼充滿爭議卻又遮遮掩掩的神學基礎之上。因此，這本書可以說是通過認真對待神學而展開的一種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批評。

英公時為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為設食。客人裂卻餅緣。英公曰：“君大年少！此餅犁地兩遍，熟概下種、鋤塒、收刈、打颺訖、碨羅作面，然後為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做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慚悚。

肅宗為太子，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汙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于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於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遽釋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並所乘馬以賜憲。

「一帶一路」在美國和西方驚醒之後，開始出現陰影。何況因為中國國企的 CEO 帶着中國的外匯，向外派錢，派錢的過程，又以中國特色的賄賂為主。第三世界政權也會替換，中國國企再派錢給當權的買一批土著政黨的時候，不會想到同時也派給反對派。因此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一帶一路國」出現反悔和反口。

「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人在 21 世紀才發明的。19 世紀就是英法兩大帝國主義一帶一路的史詩型世紀。

崛起自民間的哥倫布最早發現新大陸，起於個人激情。哥倫布向歐洲各國拍門籌募經費，全部吃閉門羹。最終方由西班牙皇后伊莎貝拉異性相吸，覺得哥倫布非常的 MAN，男子探險氣概勇不可擋，才從私己錢裡掏出一點贊助這位大英雄揚帆出海。

20 世紀初期，「沙漠梟雄」勞倫斯（T. E. Lawrence）自小對阿拉伯文化有一股莫名的嚮往。

20 世紀初，阿拉伯世界仍為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殖民管治。勞倫斯受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影響，認為應該鋤強扶弱，協助阿拉伯人翻身解放，隻身前往中東協助沙地各部落聯手反土耳其。

勞倫斯為何對阿拉伯世界有興趣？不是因為他讀了應該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毛澤東著作，而是因為他是一名同性戀者。阿拉伯男子個個面目俊秀，古銅色肌膚，令勞倫斯迷上了沙漠。以一人統攝阿拉伯各部落，聯合抗敵，此一英雄事蹟記載在大衛連的電影「沙漠梟雄」之中。

勞倫斯一帶一路前往阿拉伯的時候，也從未得到英國皇室或政府大張旗鼓的支持。當然，以他的貴族背景，暗中有沒有為政府收集情報，則大有可能。即使有，阿拉伯的勞倫斯並非英國哪一家國企的 CEO。

中國今日模仿英國的 19 世紀，想建立自己的帝國主義，在民族情緒的角度，本也無可厚非。但人家的帝國主義，是由民間率先勘探開發行動，政府後補票，最終派去殖民地官僚，正式劃入維多利亞女皇版圖；而不是英國國防部加外貿部用國庫派出多路官員，浩浩蕩蕩四出征伐。

法國的拿破崙倒是由大將軍親自率領，遠征埃及和北非，但拿破崙的帝國很短命，而且拿破崙將精緻的法國文化和科學知識帶到了北非。今日北非的伊斯蘭文化仍然是最溫和理性的一支，北非有一股法國的文化風情，電影「北非諜影」體現了此一美學，至今利比亞以西的北非，受伊斯蘭國的滲透程度最輕微。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形成和貢獻，中國人遠遠未能理解，企圖模仿，但手段本來已經粗躁。中國的國企領導，多是一群吹牛拍馬上位的黨棍，並非真正的勇武人才，而且手持巨資，到了海外，有自己的小算盤，也很符合人性。

中國認為，向外擴張的中華帝國主義這一課，自從七百年前鄭和下西洋的失敗，一直令人耿耿於懷，尚未補上。現在則大張旗鼓，打草驚蛇，難怪美國的世界警察地位與公信力，因為中國反而振興鞏固了。

氣候對於人類史前史後文明是全面性的影響

我這次想要問的是 16~18世紀小冰河期
這段時間 就我的腦子所記得的東西方幾個大事件

明朝崩潰 滿清崛起
歐洲發生30 80年戰爭外加地理大發現
日本逐漸統一開始江戶幕府
土耳其崛起 逐漸征服大筆地中海土地

這樣看來 是不是在溫帶地區的會比較慘 亞熱帶或是季風發達的地區反而沒太大影響?

可是我又去查了一下 小冰河期中間是有回暖 不過整體結束是在19世紀初期了
那明朝崩潰 或是歐洲的幾個大分裂 糧食短缺 民變四起 是否也只是自己造成的為主阿.....

說到另一件事情 美洲文明 如果不是在中美洲誕生 而是在北美平原誕生的話 是不是就有機會橫向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