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板 - 第2頁

可惜這個巧合仍不能讓王莽的朝代千秋萬世。

所以這傢伙到底是不是穿越者

究極的復古廚
把當年古人拿來嘴君王的事當真

漢成帝時，王鳳權傾一時，死後兄弟王商接任，王商之後王莽即位，王莽又有弟名王匡，為大司馬，領兵權。天下眾賊起，王匡率軍討伐，和群賊首領交戰。賊號綠林軍，為首者正是王鳳、王匡。（王鳳王匡大戰王鳳王匡，新朝真是個魔幻時代。）

王莽做過一件極其無聊又十分荒唐的事——將全國一半以上地名都改了，並且將反義詞玩得爐火純青，無鹽改成有鹽，東昏改成東明，亢父改成順父，無錫改成有錫，谷遠改成谷近，曲梁改成直梁，泥陽改成泥陰，於離改成於合。

日笨時對一般人而言不算常識吧

無內文

>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

滿清笑而不語

天祚帝最後還是被俘了，最後的下場還有兩種版本。

>>No.58772
>>不跑才會亡國...李隆基不就是跑得快唐朝才能夠保存下去.

李隆基問題大的要死，先不提把五個最強的節度使給一個人管，要是最強的朔方也給了基本上怎麼跑都沒用(唐書有寫各陣兵力規模)，不守潼關根本是亂搞....

>>朱由檢沒跑結果明朝就完了

難說，後金有大砲能攻城了(登州兵變)，這代表你江南所有城池他們都有辦法轟開(時間問題)

沒孔耿的大砲南明還有得打，但是問題來了，你的關寧騎兵還有登州火器營都到對面了，人家三張老二四個ACE你對子再多也贏不了

遼宋，輩分的大反轉
大家都知道宋真宗時候宋遼約為兄弟吧。不過既然是兄弟了，那後世子孫自然也要論輩分了。
偏偏遼道宗極其命長，在位整整46年。於是乎大宋連死幾個皇帝之後，宋哲宗就要對遼道宗自稱侄孫了。
幸虧遼道宗自己弄死了兒子，最後孫子天祚帝登基，這才和宋徽宗又平輩回來。
金滅遼時天祚帝出逃在外，宋徽宗還想招納他歸附宋朝。說已經在汴京幫他建造王府，只要肯來，就待你以皇兄之禮，位居徽宗親兄弟燕王和越王之上。

www.zhi@@hu.com/question/280711075/answer/415592331

太宗：繼續梳理歷史的進程，馬爾薩斯陷阱爆發後，帝國終於崩潰，遊牧的雇傭兵這時就沒人能夠管轄了。按照經濟人假設，你會怎麼樣謀取利益最大化呢？

李亞子：挾天子以令諸侯！

太宗：天子跑到長江以南了。

李亞子：那，自己圈地吧。

太宗：也就是割據，還沒有徹底失去遊牧民族軍事優勢的你會成為一個中原的軍閥，今後的命運只有兩個，吞併別人或被人吞併。當然按照概率後一個的幾率遠遠大於前者。

李亞子：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就是混沌狀態下的博弈。

太宗：對，而在大規模戰亂後，主體民族跟你的比例其實是歷史上最相近的時候了，所以這些五胡政權還能維持一個以母語文化為主的小朝廷，姑且稱之為朝廷。

李亞子：但是，要攫取更多的財富，至少擴軍就得有財源，必須發展農業。主體民族稍微安定下來就會憑藉自己的技術優勢增殖人口。

太宗：別忘了中原本身就是亞洲最適合耕種的地方，在亞歐大陸長期趨冷之前。這種情況下，維繫一個純粹的胡人政權就是不可能事件了。而從無數小的軍事團體到最後僅剩一兩個霸主……

李亞子：這很像瓊脂這個遊戲，最後就剩一個大球。

太宗：那本來就是個戰略博弈的極簡模型，對，至少中原地區會崛起一個新的霸權。這就從五胡十六國轉入南北朝了，主體民族人口的多寡，是這種嬗變的重要原因。而這個政權，他在統治結構上不得不引入漢人的元素。

李亞子：畢竟在當時的北亞民族都沒有自己的文字，能參考的文明除了漢文化就只剩西域的佛教了。

太宗：如果說統治學，和尚還是不如秀才。

李亞子：但是這已經對漢初以來的文化格局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法顯、法琳這類以印度為中國的就是它的產物。

太宗：這可以算是中古時期催生出的一種新文化，也就是混合漢族與異民族，儒釋道三種形態的北朝文化，隋唐帝國的文化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好了，北朝即將醞釀出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

李亞子：也就是唐，大隋不過是為王驅除的過渡政權。太宗陛下，為什麼我們的國號是唐呢？除了高祖唐國公之外的原因。

太宗：事實上這是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的，因為當時的北朝盛行堯帝的崇拜。

李亞子：也就是唐堯。

太宗：對，有這個文化基礎，身為唐國公，不可能沒有窺鼎的傾向。

李亞子：嗯嗯，李（諱）也是個臣謀主。

太宗：他本是真龍下天堂~所以高祖的尊號也是神堯。另外就是當時流行的道教救世主李弘，凡姓李的，多多少少想投機一把。而身處權力中心的李姓人物，無非就那麼幾個。

李亞子：我神堯高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此非以權勢取之，實乃天命所歸也！我太宗文皇帝，神文聖武，繼承大統，應天合人，處中國以治萬邦，這豈非天心人意乎？

太宗（故作謙虛）：換言之，這個從原關隴集團內生出的隋唐，其實也是個次生政權。只不過話事人在宇文家、楊家、李家當中變換罷了。所以，李家的天子在唐初，反而沒有玄宗之後諸帝那樣權力集中。

李亞子：這倒是跟我們印象中不大一樣！

太宗：朕也得受國老和大族們掣肘呐，雖然是三代以來未曾有過的撥亂之主~

李亞子：嗯嗯，當時的國際局勢是，早期內附的異民族，諸如匈奴、鮮卑，已經被消化為主體民族的一部分了，算是“中國”概念的再次擴大。

太宗：還是那句話，政治身份先于文化身份。這部分新的中原人首先是大周或大隋的臣子，當自身的語言無法維持的時候，也只剩這一個身份了。

李亞子：而中原之外，西域原有的三十六小國也發生了兼併運動，最終產生幾個半大不大的國家。北亞在蠕蠕退出歷史舞臺，推測遷入歐洲後，出現了更強大的突厥聯盟。像我們之前說的，中央王朝要成為巨大的多元帝國，拓地只能往西、北兩個方向，而為什麼大唐能夠成功呢？

太宗：在此之前，我們需要明白一點：在近代的國際法興起之前，並不存在以法律條文形式劃定的國家邊界，這就造成古典時代帝國範圍的模糊化印象。這也是今天的學者們爭執不休的一點，譬如，某帝國是否對某地區真的施行過統治。

李亞子：從民族主義的視角出發，的確是自我鼓吹或者打擊敵人的一種工具呢。

太宗：所以我們要排除現代社會的觀念，而以古人，也就是我跟亞子當時的觀念來理解世界。

李亞子：恭聽太宗教誨。

太宗：我先舉個例子，西周境內有大大小小將近兩百個諸侯國對吧？

李亞子：是。

太宗：但他們都算西周的疆域吧？

李亞子：至少名義上是這樣。

太宗：而事實上周天子能控制的領土僅限於王畿內的一小部分，其餘諸侯國算是委任統治。而諸侯及其之下的大小統治者，也存在著周天子跟諸侯這樣的關係。

李亞子：也就是封建。

太宗：而戰國開始出現的郡縣制打破了封建的格局，或者說，整個中原都成了天子的王畿。天子的權威得到大大的加強。

李亞子：也就是從土官到流官，四個字，改土歸流。

太宗：這是兩千多年裡一直持續的一個歷史事件，我們需要分析的是，這套封邦建國的制度，是基於什麼基礎存在，又因為什麼消失的。

李亞子：您跟孤說過，封建是一種外部為墾殖經濟，內部以宗法制維繫的擴張方式。

太宗：對，當年周人攻滅商朝的時候，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人少，地多。人少除了周人及其盟友本身人口有限外，還因為存在著大量的敵對人群。所以，周人就依託自己的經濟優勢，建立諸多軍事建築，在城內的就是國人。

李亞子：國本身就是城的意思。

太宗：之後是多生孩子，而在人口少、管理事務簡單的情況下，依靠父系權威的高低形成的權力結構就是宗法制，作為周室大宗的天子當然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李亞子：但孩子越生越多，即使有相同的血緣，彼此也不會有親近感和責任感了。

太宗：所以，一旦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根本性改變，也就是外部矛盾消失，宗法制就無法維持了。

李亞子：但是這種矛盾在前期還是能通過分家，也就是再度分封來緩解。知道春秋末期，孩子生得更多，土地和爵位都不夠了，這也是當初武王他們沒想到的吧。

太宗：所謂結構性矛盾就是想到也無法解決的，除非換一個系統。

李亞子：直接導致了商周貴族集團的崩潰，也就是戰國的兼併戰爭。出身小宗的子弟成為統治階級裡的不入流，但還是有機會接受教育。這一批人就是中國最早的自由知識份子，也就是士人。

太宗：後來這部分人主要被儒家吸納了，表過不提。總之，王畿從一小塊地方擴大成了大秦帝國。

李亞子：大致相當於那個漢地十八省的概念，在這個區域內，主要以種植業為典型經濟形態。

太宗：對，既然王畿能擴大，封建是不是也能同時擴大呢？

李亞子：對對，這是我們要說的，就是，許多人感覺郡縣跟封建是絕對對立的，但是大部分情況下這兩種統治方式是並行的。

太宗：我們可以以華南的宗族形式舉例，為什麼到今天，那裡還有聚族而居的傳統，還有拼命生男孩的傳統呢？

李亞子：以及土客械鬥這已經相當於春秋時期的戰爭了。

太宗：因為華南地區是中原人口流入相對很晚的地區，他們的人口形態，更適合墾殖。所以我們還能發現很多春秋時期一樣的特點。

李亞子：但這是有封建之實，華南地區在歷史上依舊是牢牢被中央政權掌握，由王京派出的官員治理的。

太宗：我們要說的是另外一種封建。

李亞子：孤知道！是對周邊民族首領的冊封嗎？

太宗：對，朕把這種制度稱為中國的二元統治形式。冊封是施行政治權力極度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代表著雙方對彼此權威的承認，而冊封方是高於受封方的。

李亞子：當然現在許多人覺得這是有名無實。

太宗（笑）：當然不是，我說了，這種想法還是基於現代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的敘事體系。然而這樣的國家大量出現是二戰後的事，歷史不過七十年。二元統治的本質是中原的皇帝在秦始皇版圖內實行郡縣制，而對周邊地區則擁有周天子式的共主權威。這個權威，通過冊封、教化、征伐來體現。

李亞子：“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就是形容這種權力行為。

太宗：理解到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唐朝疆域為什麼畫得如此之大了。因為即使唐朝相對衰落時，回鶻、吐蕃的可汗和贊普，依舊需要唐廷的冊封。

李亞子：孤知道孤出生之前的時候，吐蕃論恐熱就試圖讓大唐冊封他為贊普，黠戛斯滅回鶻後，也要求咱們大唐冊封他們為新可汗。

太宗：當然這兩件事都沒有准許，他們也無可奈何，這就是天子的權威。

李亞子：是，而初唐的時候，我們是怎麼讓大家認同這種權威的呢？

太宗：很簡單，文武兩道。

李亞子：高祖和太宗太原起兵和掃平海內煙塵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各種《說唐》裡都有。我們主要講的是對北方民族的關係。

太宗：突厥人。

李亞子：說起來跟孤也有點關係，畢竟我們真是西突厥朱邪部的。

太宗：對於北方民族的興起，基本都是一筆糊塗賬。所以我這裡也不打算糾纏這類問題，大家只要知道，突厥是一個代替之前匈奴出現的巨大遊牧民族集團。在唐朝興起之前，他們已經管轄著中亞廣大的區域了。包括和薩珊波斯一起擊潰白匈奴，並和東羅馬進行外交聯繫等等。

李亞子：千胡大邦。

太宗：對。這一歷史時期可以稱之為新的帝國時代，在民族大遷徙結束，人口壓力被釋放後，依次出現了許多新的帝國。包括薩珊波斯、突厥汗國，之後的隋唐以及幾乎同時的阿拉伯帝國、吐蕃帝國等。

李亞子：後兩個真是給我們惹了天大的麻煩~

太宗（歎氣）：算了亞子，突厥與之前的匈奴不同，他們是有文字的。

李亞子：也就是突厥如尼文，文字的誕生，說明他們的文明也發展到一定程度了。

太宗：亞子覺得北亞遊牧民族在什麼條件下會出現自己的文字呢？

李亞子：有那個需要唄。

太宗：文明不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嗎，而北亞的地理條件，本身不能支撐太多的人口。農業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耕地，而其他資本都不算太重要的生產要素。遊牧民族要發展經濟，只有貿易和掠奪兩個途徑。

李亞子：也就是說，突厥汗國是依靠貿易或者掠奪獲取了大量財富，然後發展了自己的國家機器？

太宗：我看還是貿易為主，也就是中亞與西亞、南亞、東亞之間，由粟特人和波斯人主導的商業網絡。受突厥大小可汗保護的諸多綠洲城邦，是突厥人的奶牛，能供給源源不斷的財源。

李亞子：但是，這種經濟本身是相當脆弱的吧？

太宗：當然，因為中亞綠洲本身的經濟體量無法和中原相比，換言之，既無法維持遊牧帝國統治者的奢侈生活，也不能提供經濟安全。

李亞子：所以他們依舊需要維持跟中原王朝的貿易，或者，直接佔有農業地區。

太宗：要摧毀強大的中原王朝的風險是相當巨大的，稍有政治常識的統治者都不會冒這個風險。或者說，中亞商路的存在本身讓突厥諸部不必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

李亞子：這也是他們的入侵都是有限度的原因之一吧？而來自東北部的東胡無法在中亞釋放壓力，只能將壓力全部傳遞到中原。

太宗：對，這也是為什麼從煬帝以來一直要削弱高句麗的原因，包括奚、契丹…

李亞子：但是，也只是讓矛盾延期爆發而已。——看呐，打算以一己之力來改變歷史的走向，真是個可怕的男人！

太宗：謬贊了，對於突厥來說，一個削弱動盪的中原王朝當然是最好的，因為各方都會借助他們的軍事力量，並且持續提供農業區的財富。隋末時期的情況就是這樣，這讓突厥人嘗到了甜頭。高祖當年稱臣突厥，也是出於穩定後方和獲取戰馬的考慮。

李亞子：啊，太宗您居然大大方方說出來了。

太宗（笑）：有什麼不可能說的。這就叫“苟利國家，千鈞重擔舉若輕。談笑風生，否極泰來終有時”。

李亞子：於是您就和頡利在渭水橋上談笑風生了？

太宗：哈哈，這是朕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李亞子：不過這都是倒果為因的說法，當時太宗心裡還是沒底吧？

太宗：……被你發現了。繼續，亞子我問你，突厥對中原的威脅大不大？

李亞子：大。

太宗：大則難勝，但為什麼朕沒有像漢武帝那樣等待五世才能發起總攻呢？

李亞子：因為我們的政權是繼承的北朝胡漢政權。

太宗：對。雖然朕是唐朝的開創者（李世民這裡的話已經把高祖跟隱太子無視了），但我們更接近北朝人。北朝的統治集團是什麼呢，是一群從小在騎射戰鬥中長大的武裝貴族。

李亞子：大家可能不好理解這是一種什麼狀態，那麼，我們拿八旗中的滿蒙旗人跟漢旗當例子就好解釋了。在過去，別人問你的身份不會問你是滿是漢，而會說在旗在民。

太宗：這也是中國人政治身份大於民族身份傳統的佐證。關隴貴族就是這樣一群人。

李亞子：除了騎射這種吃飯的本領，北朝漢人貴族往往都有胡語名字。

太宗：比如普六茹那羅延（楊堅）、大野毗沙門（李建成）。

李亞子：亞子也是孤的胡語名字，那麼，太宗您的小名是什麼呢？

太宗：……保密。也就是說，相比較秦始皇和漢武帝，關隴集團在處理北方關係的問題上擁有一種先天的文化優勢。或者說，出身于關隴集團的君王同時擁有中原的天子和北朝可汗的雙重身份。

李亞子：這也是一種二元制的體現。

太宗：所以我們能在遊牧民族的文化框架內進行交涉。再舉個例子，西歐在近代建立的維亞納體系是以文化相近的歐洲五大國為主導者的，在維也納體系內，維持了百年的和平。直到最後在面臨處理土耳其這個非基督文明的時候才垮臺。

李亞子：本國的例子是，契丹和宋都是從晚唐藩鎮演化過來的，他們就能建立起對話方塊架，達成百年和平。但，一個不屬於這個框架內的局外人，女真人出現後，就把雙方同時滅掉了。也就是，他們並不遵守遊戲規則。

太宗：是這樣的。朕能孤身一人同頡利進行交涉，也並不是說朕有天大的膽氣，一不留神那就成了魯莽了。而是朕知道對方是可以對話的。這種互信當然是基於文化背景。

李亞子：也就是唐初可行，我們都知道，後來代宗德宗面對相同的問題，就受了很大的委屈……

太宗：因為關隴集團已經不復存在了。

（歎氣）

李亞子：好了！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幾乎是一個外延擴大的北方系統內部的盟主之爭。

太宗：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對突厥的策略採取的並不是漢武帝希望的殲滅戰，那本身也不可能，而是通過軍事打擊，讓他們接受我方的權威罷了。

李亞子：為此我們的力量基礎是什麼呢？

太宗：很簡單，關隴集團本身的武力優勢並沒有散盡，我們也熟悉突厥人的戰術，用同樣的戰術訓練士兵。府兵制本身的制度優勢以及國初大量自耕農解放了生產力，提供了後勤保障。

李亞子：加上一點點運氣。

太宗：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嘛，因為突厥鬧了白災。而李衛公那是還能指揮戰鬥。

李亞子：然後就一鼓作氣擒了頡利這個小丑！

太宗：包括平高昌這些都是一些微小的工作了。

李亞子：這是我們從後漢後拿回中亞的控制權的標誌性事件，太宗收服高昌後，西域孔震，北方西方諸多部落這才送上了那個尊號。

太宗：天可汗。

李亞子：前面我們說過，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基本是防禦型擴張。但是，感覺唐朝長期沒有北方威脅，但依舊在西域維持了很長時間的控制力？這有必要嗎？

太宗（笑）：是這樣，斷匈奴右臂邏輯其實對唐朝不大行得通，反而，我們在西域維持存在的目的，更像是北亞的遊牧政權。控制絲路貿易就是目的本身。

李亞子：我們都讀過《撒馬爾罕的金桃》，所以很清楚唐朝對外交流的盛況。

太宗：因為是關隴本位嘛，本身就注重對西北的經營。

李亞子：除了物質交流外，還包括人的交流，我大唐最喜歡用番將。雖然大家對番將多有詬病，但是事實上，忠心的番將是遠遠多於叛賊的。而隨同安史二逆一起作亂的也有許多大族和宗室。

但是，大家對我們始終不夠寬容。“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

太宗：這孩子真是敏感…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大量番將出現的原因。

李亞子（恢復了精神）：好。

太宗：番將的早起來源一般是遊牧民族酋長受封為朝廷名義上的官員。

李亞子：最高的是郡王，然後是將軍等等……不過唐朝的官稱體系實在過於複雜了。

太宗：比如阿史那大奈和阿史那社爾。

李亞子：阿史那大奈就是各種隋唐故事裡的史大奈，當然，他本人跟瓦崗寨沒有半點關係。

太宗：他們或者以個人，或者以部落宣佈對唐廷效忠，同時以純遊牧民族的方式為唐作戰。但這種情況維持的時間不算太長，因為之後就出現了許多並非戰敗，而是主動投靠大唐的番將。

李亞子：是因為我大唐皇風廣布。

太宗：那是對外宣傳而已，事實上，這就是打工。

李亞子：嗯？

太宗：我們知道，遊牧民族的經濟是很脆弱的。或者說，草原的單位承受力很有限。這也是為什麼現代化的今天，蒙古高原依舊還是百萬級的人口的原因。但是，由於同南方農耕區的穩定貿易，主要是穀物，就使得他們能產生更多的人口。

李亞子：依舊是人地矛盾啊。

太宗：是的，草場的面積和能容納的牲畜總量是恒定的，這就導致了多出來的這部分人必定脫產。脫產就是不穩定因素，這部分人出現在哪呢？當時主要是進行農牧貿易的邊緣地帶。

李亞子：所以這部分脫產人員大多數選擇了兩個職業。

太宗：通事（翻譯）、牙郎（仲介）這是一種，但此類行業往往被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壟斷了，諸如安祿山，畢竟他們才是商業民族。第二種就是成為士兵，遊牧民族是相當優質的兵源。

李亞子：而如果不緩解他們的就業壓力。那不穩定就會從草原轉移到中原內部了。

太宗：是，這就是唐帝國存在大量番將的基礎原因，成敗興亡都與此有關。

李亞子：當然這種個體投身的番將是一部分，整個部落甚至民族歸化大唐的例子很多。

太宗：比如朕消滅高句麗後——

李亞子：是高宗……

太宗：肉爛在鍋裡，再說，還不是朕打下的基礎？朕削弱高句麗之後，就幾乎空其國移其人，把他們都遷入中原了。

李亞子：名將高仙芝就是這麼來的，以及淄青節度使李家也是高麗人。下麵說說番將賜姓這件事吧？

太宗：賜國姓也就是家族改為跟天子一樣的姓氏是一種，另外就是亞子一家這樣，除了改姓還會列入宗室。這其實和遊牧民族認義子擴大家族力量是同一個邏輯。

李亞子：北朝的邏輯，這個制度實行的相當順利。

太宗：從李思摩開始，到李克用結束，這些兒子可是沒白認。

李亞子：對！

太宗：以上我和亞子就總結了唐初權力結構的北朝基礎，背後是一種同時兼具農耕與遊牧文化的二元統治。朕這個天可汗，就是這種邏輯下的自然產物。

李亞子：下面我們主要講一下天可汗的意義。

太宗：首先，可汗與天子是不對等的。

李亞子：為什麼呢？

太宗：在北方民族的觀念中，並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大可汗。也就是，可汗與可汗之間並沒有正式的上下級關係，而只是權力大小的區別，這是不能制度化的。所以當初讓朕接受這個尊號的時候，朕一開始是拒絕的……

李亞子：這才是背後的真相嗎？

太宗：或者說，天可汗的尊號本身，就是一個制度化的大可汗。我也是基於這一點創新，才考慮接受的。

李亞子：但天可汗似乎就是北朝的天王？

太宗：北朝胡族政權的天王稱號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天可汗，一個其實是西周天子的天王稱號。當然，我傾向于西周那個天王本身接近天可汗的內涵。

李亞子：似乎大家認為天可汗，也就是登裡可汗是基於薩滿教的文化背景。

太宗：在可汗前加騰格裡這個詞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從個別尊號到制度化的北族共主的尊號，是從朕開始的。不過，我並不怎麼認同天可汗有薩滿的神學色彩，相反，他本身只代表一種尊貴意義。

李亞子：孤知道，北族有把中原天子稱作天上人的傳統！

太宗：對，典型的例子就是鐵木真說的“我以為阿勒坦汗是天上人做”，還有後來明英宗被俘後，被蒙古人叫成“雲端裡的皇帝”，反而受到優待。

李亞子：蒙古人跟金人真是有骨子裡的區別呢，趙匡義一脈就丟人到了極點。而我們都沒法想像女真人居然那麼殘酷。

太宗：也就是北亞遊牧民族的這種敬畏感神化了中原統治者，作為專稱的天可汗就是因此誕生的。這種克裡斯馬也是唐朝合法性的重要源頭。

李亞子：所以，北族盟主的位置就從突厥可汗轉移到了唐天子身上，天可汗或者桃花石汗的權威由此確立。加上初唐之後一系列成功的外交活動，包括王玄策大鬧中印度，就讓大唐成為了對北亞、西亞、南亞都有影響力的世界帝國。

太宗：其實控制住北亞之後就是真正的世界帝國了。但是，所謂世界帝國的說法，在唐人眼中也不存在。

李亞子：因為天子和天下觀嗎？

太宗：對，我們分析一下世界上諸多的皇帝稱號。第一個，沙阿沙。

李亞子：波斯人的皇帝，意思是王中之王，耶穌曾經使用過。

太宗：王中之王還是採用了北亞一樣的平行君主觀，只是強調這個王格外強大罷了。下一個，凱撒或者英白拉多。

李亞子：人名和軍事長官的意思，羅馬的尊號大多與軍事有關。相當於把天下兵馬大元帥作為皇帝的稱呼。

太宗：然而天下兵馬大元帥只能是太子。下一個，哈裡發和教宗。

李亞子：前一個還有世俗權力，後一個只有教權了。這兩個都只是自己文明區內的最高統治者。

太宗：轉輪王。

李亞子：只存在於神話中的稱呼，迄今唯一符合這一點的是孔雀無憂王。但按照轉輪王的說法，只有降服四大部洲所有國家才能叫轉輪王。

太宗：然後是天子，天子跟他們不同的一點是，他在名義上是擁有無限權力的普世君主。

李亞子：對，換言之，只要是人類，只要居住在地球上，你就是天子實質或名義上的臣子。很奇怪的一點是，只有我們採用的是這個普世君主的說法。

太宗：因為西域所有國家的普世權力都歸於神權，而中國是王權神權習合的。天子同時有最高統治者、最高祭司、最高軍事指揮官的身份。

李亞子：當然，我們反復在強調名義與實質，因為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投送能力決定了這個天子統治範圍的極限。只有漢唐這樣的大國才能說出“日月所照，皆漢臣妾”和“際天所覆，悉臣而屬”這樣的壯語。

太宗：在這個天下觀中，是被編戶齊民的“中國”和四夷構成的，而他們都屬於天子的子民，中夏和四夷的邊界並不明晰，歷史的趨勢基本是中國的概念持續擴大。但需要強調的是，四夷依舊是這個體系內，而非體系外的。

李亞子：這個持續兩千年的過程，我們可以稱之為“永續郡縣化”，也就是農業人群的持續擴張，郡縣制的普遍建立。在這個區域之外則施行封建統治，這兩部分都遵服天子的權威。而今天世界帝國畢竟是一個有限帝國，是不能與這種空間上能無限延伸的皇權觀念等量齊觀的。

太宗：這也是唐人的世界觀在今天看來格外奇怪的原因。如果我們接受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新羅日本也就是韓國人和日本人，那是法律意義上的外國人，但是他們照樣能參加中國的科舉。而外族、外國從唐人嘴裡說出來，大多側重文化層面。

李亞子：今天我們強調唐朝的開放性，殊不知恰恰是因為唐人從來沒意識到這種開放性。

太宗：《南華經》有雲：“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

李亞子：這不是莊子說的麼？

太宗：南華真人就是莊子啦！

李亞子：哦，不過出於理解成本的考慮，我們還是要把唐朝暫時稱為世界帝國。這是個以長安為中心的，主要覆蓋東亞的龐大帝國。

太祖：以長安為中心哦，大家把今天的中國陸上版圖畫個圈，看看幾何中心在哪兒。

李亞子：但是，誠如太宗皇帝剛才所言，帝國是不可持續的。在這個世界帝國衰落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後，才出現了新一代世界帝國。而唐是如何崩潰的呢？

太宗：好吧，看來距離講完還需要點時間，未完待續，謝謝大家。

李亞子：謝謝大家！

失敗的間諜你沒興趣的幸存者偏差而已。
你以為的間諜是蘇秦以一夫敵一國。
實際上的間諜是春申信陵君的三千客卿後勤組, 是數以萬次計的"秦之所惡"動態流量宣傳, 是被重金收買的幕僚文報。

大部份人穿越意志力也就太康孔甲的命, 連改變那一瞬間的歷史走向也無能為力。
到時還不是得靠皇家三神器白綾, 寶劍, 鴆酒才能活下去。

有人說李牧長期鎮守邊地，是原太子趙嘉（後來的代王嘉）的人馬，所以趙王怕李牧權力太大會幫助原太子趙嘉奪位。對於趙王來說，趙嘉的人馬比秦王更可怕。秦國也是抓住這一點才能順利用反間計。

>>No.58955
>>比如說這種立陶宛公爵，英、法的貴族會怎麼看？
>>還是說雖然會承認屬於貴族階級(畢竟有土地有權力)
>>但認為就是個土霸王？

看實際上的權力大小和戰鬥力（無誤

舉個例子，在十字軍時期，聖地附近的基督教貴族領，實際力量（政治影響力和戰鬥力）是高於同時期西歐同等級封號的貴族

聖地的基督教男爵的政治影響力等同當時法國、德意志地區的伯爵

決定封建時代貴族地位的，本質來說還是力量
比起封號，戰績、成就等等更重要

雖然當時絕大部分情況下你能拿到的成就和戰績基本跟你的封號掛鉤
然而西歐和東歐並不是同一種政治體系，雖然立陶宛、波蘭都是天主教國家

>>No.58955
>>(ﾟ∀ﾟ)＜: 這樣說吧...歐洲大部份地區的人民是信奉天主教所以教皇雖然沒有絕對的權力但是有宣佈君權神授的能力
等一下
那歷史上 法國直接殺到羅馬把教宗抓出來 不就是超大逆不道嗎?

感謝大家回應和解答

總結一下，順便確認有沒有理解錯的地方
爵位因為有其本來的含意
所以爵位頭銜有可能等於封爵，也有可能只是等於頭銜原先的涵義
例如公爵可能是由國王封下的公爵
也有可能單純只是當地的統治者，雖然頭銜相同(Duke)
但跟爵位的公爵沒半點關係
而公國同樣既有可能是封國，也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是獨立的國家(領土)

至於貴族的等級
很多時候還是取決於影響力的大小
雖然頭銜是立陶宛公爵，而且還是獨立的公爵(上頭沒王室)
但也有可能因為比如說領地不大，或者領地戰力不佳的原因
導致就算頭銜是公爵，對別人來說卻比別國王室冊封的伯爵還不如
就算承認你是貴族，是公爵(承認當地的統治者身分)
要聯姻或幹嘛也不會找你這個小地主
(家族沒影響力，要繼承可能也繼承不到好地方)
因為是實力制，所以不同國家之間
也就沒有頭銜是公爵便自動矮對方國王一等的情況

而貴族和國家之間的宗教問題
可以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
有著相同意識形態的人，通常才被允許加入這個大遊戲中

>>No.58955
所以就算我是三聖地的守護者，遜尼派的哈裡發。
或者是擁有天命，擁有十幾個朝貢國的天子。
跑到歐洲去，因為沒有天主教的加持。理論上還是一個普通人不算是貴族?

>>No.58969
之所以無法以中國的概念去理解是因為秦始皇把封建制度取消了
歐洲中世紀與中國的西周到春秋時代比較接近
只是與其有"天子"而歐洲則是有"教宗"

歐洲發展的問題其實真的很複雜很難說的清楚
一個基本的前提是要了解東歐正教與西歐天主教的分別
歐洲的分國基本是承襲了羅馬的分省
基本上在查理曼年代建立了一個看似繼承了已經崩潰的西羅馬帝國的查理曼帝國
而查理曼為了表現出君權神授而接受羅馬教廷的加冕成為"羅馬皇帝"
查理曼死後帝國一分為三而也漸漸變成歐洲中世紀的那一盤散沙

由於天主教在歐洲大量的傳播所以許多地方的首長借用"君權神授"的概念會要求教廷給他們冊封
蘇格蘭就與舊羅馬沒有關係(畢竟當時是蠻夷之地)
但是當天主教在蘇格蘭散播開之後蘇格蘭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國
伊比利亞的情況則是有實力的領主以天主教的名義驅逐了穆斯林而也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反正能夠被稱為"王"的基本與天主教脫離不了關係
不論在任何地方的中世紀歐洲基本擁有力量的大都是"公爵"或者是"大公"
你一開始所使用的立陶宛其實就算在歐洲也是非常特別的情況
在已經非常混亂的歐洲立陶宛則更加奇葩
首先立陶宛最早接觸的基督教是東正教
但是立陶宛的歷史上是有一名以"王"為稱呼的明道加斯
他為了得到周邊天主教國的力量改宗為天主教因此得到加冕
他死後他的繼承人則恢復了舊教捨棄天主教
所以"王"就又不再存在於立陶宛
由於立陶宛境內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勢力相當因此後來立陶宛的統治者也在兩個教派中間周旋

後來立陶宛得到了波蘭的繼承權而國家則變成了"波蘭立陶宛聯邦"(不是王國也不是大公國)
而後來之所以會把這個聯邦都簡化為"波蘭"是因為只有波蘭才有被冊封王位
也就是說雖然明明是立陶宛把波蘭給"聯邦"了
但是對歐洲其他國家而言只會認識波蘭的"王"而不認識立陶宛的"大公"

>>kqi56AGE
要了解歐洲階級的問題有幾個先決條件:
1)完全跳出中國的階級制度
2)把東歐與西歐的歷史分開看

其實在>>No.58954的圖裡面有很多詳細的解釋
神聖羅馬帝國的畸形與羅馬教廷有分不開的關係
雖然在奧托一世的年代羅馬教廷為了巴結而加冕他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emperor)
也因為如此教廷可以順利的在帝國裡面順利發展
結果就是教廷在帝國境內影響非常大
在教廷權威處於頂峰的時候整個帝國境內等於是皇帝與教宗在爭權
帝國裡面就出現了非常多的采邑總主教(prince-archbishop)
之後哈布斯堡為了把自己奧地利的地位提升到與帝國裡的選帝侯(prince-elector)[雖然翻譯是侯但是已經是"親王"等級]而自己給自己加封了大公(archduke)[雖然是翻成大公但是法理上是在大公之上的位置...更接近於"總大公"的頭銜]

Crown of Aragon 亞拉岡皇冠國
有個朋友想問亞拉岡的名字也很特別，是由瓦倫西亞、馬約卡、薩丁尼亞等王國共組的聯合王國 。有人把他翻成『亞拉岡王權國』『亞拉岡聯合王國』，不知除了大不列顛之外，還有那些國家像亞拉岡一樣南是叫Crown的？

>雖然不是Crown，但普魯士也有一段時期被稱做在普魯士的國王（King in Prussia）

普魯士的國王最初是指波蘭國王
普魯士原本是與立陶宛相同種族
在條頓騎士團佔據普魯士人的土地之後，日耳曼人進入普魯士，普魯士的主要種族成為日耳曼人, 普魯士名下的領土擴大，但普魯士名稱仍然保留
條頓騎士團和波蘭的戰爭輸掉之後，他們同意波蘭國王為他們的上級

提到立陶宛就不得不提波立聯邦

請問一下聯邦的軍力為何會在大洪水時代時大量衰弱?
很多人把責任歸咎於貴族政治，但是之前打鄂圖曼土耳其打到慘勝還有讓古斯塔夫差點被幹掉都是聯邦的戰績啊

更近的維也納之圍也是聯邦的重驃騎整死了土耳其人
請問這之中到底發生了甚麼原因?
感覺不單單是某一方面的問題

>>No.59068
www.zhi@@hu.com/question/22352790/answer/420209280

提問者說波蘭沒有成為歐洲的大國，說的是近代以來的局面。但直到17世紀中葉，波蘭還是歐洲經濟最發達、土地最遼闊的國家之一。當時英法尚未崛起，哈布斯堡王室深陷於三十年戰爭的動亂之中風雨飄搖（西班牙經過一百多年的窮兵黷武走向衰落，奧地利受宗教狂熱影響疲于和新教諸國交戰耗盡國力）；普魯士公國不過是波蘭的一介藩屬；俄國多次被波蘭擊敗，剛剛從17世紀初的的災難中走出，看不到什麼發展的希望。如果我們身處那個時代，我們很可能會認為波蘭是整個歐洲最有希望的國家——由於相對的宗教寬容政策，波蘭沒有 困擾西歐國家的宗教矛盾；波蘭土地遼闊肥沃，其穀物、皮毛製品長期暢銷西歐；當時波蘭莊園經濟彼時尚不具備後來的壓迫性，對農奴的依賴不像後來那麼強；除了北部正在崛起的瑞典和東南部的奧斯曼帝國，波蘭周圍尚無 有威脅的強敵。如果波蘭能夠在那時及時更正其面臨的問題，它本可以在日後歐洲的一個強權。所以我在這裡主要想探討一下波蘭為什麼從16世紀中葉起迅速走向了衰落，而且它的衰落又是那麼徹底，一旦衰落便一墜千里，一直到18世紀末被瓜分，再沒有復興的機會。

首先，非常贊同另一位答主的看法，波蘭的自由否決權（liberum veto）是沒有能建立起有效的國家機器和中央權力的結果，它阻礙了波蘭從瑞典入侵後的“大洪水”混亂局面中走向復興，給波蘭未來發展埋下了無窮的隱患，但宣稱它是波蘭衰落的罪魁禍首顯然是犯下了一個時代錯誤。畢竟第一次使用自由否決權是在1669年（有些說法稱是在1652年，但那一次的否決權並沒有終結議會的正常運行，而是阻礙延長會議議期的議案通過，並非一票否決議會正常運行的自由否決），而那時波蘭已然開始衰落。在波蘭王國最後的100年中，一共召開了71屆議會，其中42屆議會因自由否決權而中斷，自由否決權的濫用是波蘭嚴重政治失序的體現，是波蘭所謂貴族民主體制徹底失效的結果。

但自由選王制度對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衰落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制度誕生于波蘭國家的上升期（1573年亨利條例確定了自由選王制度）。它產生的危害具有一定滯後性，因為波蘭取得的眾多輝煌成就——利沃尼亞戰爭的勝利、攻陷莫斯科、控制斯摩棱斯克都發生在其後。一項制度的作用往往會出現較長的“延遲效應”，這是歷史的慣性。

自由選王制度首要、也是最大的弊端是每次國王更替都會給國家發展帶來很大不確定性。每次選王都是波蘭政局的一次空窗期，選王的過程可能會拉的很長，在這段時間波蘭處於政治真空的狀態，稍有不慎就可能會滑向無政府。自由選王制度選出的一般都是外國的貴族（從這種制度誕生後，一直到1669年波蘭貴族才第一次選了波蘭人米哈烏•維什涅維茨基當國王！）這就相當於波蘭的王位和政局對外公開，完全成為外國勢力角逐的競技場，波蘭人民自願地為外國干涉打開大門。1733年到1735年的波蘭王位繼承戰爭就是這個局面，俄國和法國各自扶植自己支持的選王，最後當選者必然有意無意間淪為外國的傀儡。事實上，薩克森威丁家族的奧古斯特二世即位後對波蘭事務漠不關心，將波蘭王位視為擴張薩克森權勢的一種手段，從那時起，波蘭就已然淪為俄國的傀儡，在內政外交方面少有什麼自主權。

其第二個弊端是它降低了國王的權威，而大大加強了“大貴族”在國內的地位。這有些類似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情況。既然國王本人是貴族選出來的，他執政的合法性完全來自于貴族的consent，國王既不具備的正統的血脈，也不具備真正的權威。正如17世紀初的波蘭大貴族 Jan Zamoyski 所說“國王執政，而不統治” （Rex regnat et non gubernat），國王的權力被貴族大大限制了，他不具備大規模改革國家政治的權力，無力推動一項新的政策實施，他必須時刻與大貴族協商才能有效地管理國家。波蘭的統治者其實不是國王一個人，而類似于國王與貴族聯合統治。神聖羅馬帝國到後期，各個選帝侯就是事實上的封建君主，只不過名義上服從皇帝而已。相比而言，波蘭沒有到分裂的地步，但國王對政局、對地方的管控力度都是嚴重受限了。波蘭大貴族屢屢發動內亂，挑戰君主權威，也與君主缺乏合法性，大貴族權力過大有關。另外，選王制必定使得那些“有能力決定國王人選的”大貴族權力膨脹，拉大他們與小貴族、中產貴族之間的差距。波蘭人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ages）最引以為豪的就是他們貴族階層的“黃金自由”（golden liberty），是整個貴族階層（szlachta）的民主制。而這個貴族階層的範圍是很龐大的，有些沒有什麼家產，依附于大貴族，甚至平時以雇傭務農為生的小貴族，都是整個貴族階層的成員，也是享有一定特權的，他們在波蘭人口中佔據了相當的比例。波蘭從“普遍的”貴族民主制，逐漸轉向小貴族權利被剝奪，大貴族勢力不斷膨脹的“寡頭貴族制”，是其衰落的一個重大的徵兆。可以說，大貴族是波蘭衰亡的罪魁禍首。不斷使用Liberum Veto 妨礙波蘭議會（Sejm）正常進行，阻止波蘭政治有效運作的是這些大貴族；勾連外國勢力爭權奪利，引發波蘭內戰的是這些大貴族；包括在“四年國會”期間，組成“塔果維采聯盟”（Targowica Confederation），引來俄國干涉，導致第二次瓜分波蘭的也是這些大貴族。而自由選王制正是誘使大貴族權力膨脹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其第三個弊端是經由自由選王制選出的國王對波蘭缺乏責任感，因此往往只看重個人短期的利益，對於波蘭國家發展沒有長遠的規劃。如上所述，波蘭選出的國王大多是外來的。這一方面是外部干涉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波蘭貴族內鬥的結果。很顯然，讓一個大貴族心平氣和地去選舉一個先前和他不過是平起平坐的貴族 為國王，接受他的統治並不容易。但外來的國王對波蘭的國情不一定瞭解，對波蘭國家也不見得有多少歸屬感。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 亨利•瓦盧瓦 在被選舉為波蘭國王後，又為了爭奪法國王位，放棄波蘭王位，返回法國，成為亨利三世。對於這些外來君主而言，波蘭的王位不過是他們謀取個人權力或者家族利益的一種手段。這裡尤其想舉一下 三位瓦薩家族君主 的例子。西吉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 Vasa）即位時正是波蘭國力上升期，和立陶宛實現了穩固的聯合，在利沃尼亞戰爭中擊敗了莫斯科公國，外部環境也非常有利於波蘭的發展。西吉斯蒙德三世長達45年的統治卻先後將拉入和瑞典、莫斯科公國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浪費了波蘭寶貴的改革與發展的機遇。西吉斯蒙德三世與其繼承人瓦迪斯拉夫四世 似乎更加關心他們在瑞典的世襲王位，為此不惜多次向瑞典國王宣戰，而非波蘭國家的發展。波蘭和瑞典之間的糾紛不僅使波蘭徹底失去了利沃尼亞、里加地區，更間接成為17世紀中期 第二次北方戰爭 中瑞典入侵的誘因。在這場戰爭中，波蘭大片國土淪喪，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戰爭、饑荒與瘟疫中死亡（這一比例高於波蘭在二戰中的人口損失），波蘭賴以生存的“農莊經濟”幾近被摧毀，波蘭人習慣將這一段歷史稱作“大洪水”，以象徵其災難作用。波蘭能勉強度過這樣的災難，完全是出於其雄厚的國力積累與出眾的軍事勢力。但由於體制的痼疾，波蘭從此註定無法再恢復其歐洲強國的地位，“大洪水”是波蘭歷史中不可逆的轉捩點，來自瑞典的瓦薩家族統治者為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歐洲其他衰落的大國，例如西班牙、瑞典，在衰落之後可以相對“安靜”地退出歷史舞臺的中心，不再參與歐洲大國博弈，漸漸地為列強遺忘。這是因為它們本就處於歐洲的邊緣地帶，當其強盛時，可以積極干涉歐洲中心的事務。當其衰敗時，尚能退守一隅，穩固自身發展。這是身處邊緣地帶國家的優勢，進可攻，退可守，且其領土不易為大國覬覦。英國，俄國，以及後來的美國，都天然具有這種優勢。但波蘭不具備這種奢侈。波蘭是整個歐洲的心臟地帶，其領土又是土地肥沃、一馬平川的平原，對任何征服者、外來勢力來說，這都是不可抗拒的一種誘惑。波蘭連接東西的地理位置過於重要，註定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對俄羅斯來說，波蘭是其向西擴張的跳板，是其參與歐洲政治、和西歐國家博弈的前提支點。對於普魯士和奧地利來說，波蘭也是制衡俄國，在中東歐延伸其觸角的重要基地。地緣政治決定了波蘭的命運，波蘭要麼成為周圍大國的傀儡，充當一個緩衝國；要麼徹底被瓜分。波蘭的悲劇就在於當它意識到自身的處境時，它已經徹底淪入了沙俄的股掌之中，它的一切自救努力只能是引起周邊大國的警惕，反而加速了它的滅亡。無論是五三憲法， “四年議會” 還是科秋什科起義，在拯救波蘭命運方面都是無望的，弱小的革命勢力無法同時與周圍三個保守勢力相對抗。（更何況波蘭的起義恰好在法國大革命剛剛引起全歐洲畏懼提防任何革新力量的敏感時機爆發）

波蘭王國在16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上半葉接近一百年的強盛，是之前波蘭立陶宛聯合、宗教寬容、重視文化發展、國家體制不斷成熟的結果。而自由選王制帶來的無窮弊端；西吉斯蒙德•瓦薩的天主教狂熱和侵略性政策（將波蘭長期捲入和瑞典、俄羅斯衝突之中）；大地主（尤其是在烏克蘭的）無節制的土地吞併、攫取特權；以及波蘭農業經濟對於農奴制的過度依賴，這些波蘭體制的痼疾在16世紀後期就已經漸趨明顯，但彼時尚未影響到國家的發展。由於沒有得到良好的治理，便遺患後世，到1648年的赫梅爾尼茨基起義之後，波蘭王國的種種弊病一時暴露，即使有人再想去變革，也是積重難返了。

最後提一下，波蘭的貴族特權制度應該說也是歷史的產物，是國家機制構建失敗的結果，而非其原因。的確，波蘭土地肥沃遼闊，非常有利於農業生產。但波蘭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大約從10世紀到15世紀），它顯然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國王對其廣闊領土無法實現有效的管理，有限的人口又讓土地沒有辦法得到有效的開發。

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毀于”貴族自由制度的國家，有著非常相似的情況，都曾經是東歐大國，有著廣闊的領土和強大的軍隊，但兩個國家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人口稀少。因此他們必須鼓勵大批墾荒者前來移民，同時賦予地方的貴族一些特權，讓他們安於在地方上進行農業生產。大貴族階層的特權正是源於這一時期。此時中央集權、擴大王室稅收、加強對地方控制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國家依賴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依賴貴族和墾荒者開發這些偏遠地區。早期國家機制未能完善、貴族權利不斷膨脹不能歸咎于當時的君主缺乏政治智慧，應該說控制一個不斷擴張，卻又人口稀少的國家的現實需要決定了現實。

而16世紀以後，波蘭向烏克蘭（波蘭軍人稱為大荒原地帶）無限度的擴張又使得那裡成為大貴族的天堂，17世紀的維什涅維茨基王公就是典型的代表，不同于在顯克維奇歷史小說《火與劍》中的光輝偉岸的形象，歷史中的耶雷米•維什涅維茨基王公是一個精明而殘酷的地主，通過不斷的土地兼併，他在第聶伯河左岸地區迅速發家致富，在其賬下僅僅房屋就有38000所。在16世紀的波蘭，一個大貴族吞併的土地面積甚至可以接近一個西歐的國家，貴族在土地上予取予奪，壓迫農奴，導致大批逃亡農奴“哥薩克”的出現，貴族對於農奴的依賴與壓迫、將“哥薩克”附屬於土地上的要求，與哥薩克追求自由與反抗的天性相衝突，導致了類似赫梅爾尼茨基起義、多羅申科起義的哥薩克反抗頻繁發生，將波蘭不斷捲入內戰的漩渦，消耗了波蘭的國力，給國家帶來無盡的災難，也引發周圍強敵對波蘭國土的覬覦。1648年的赫梅爾尼茨基起義成為波蘭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捩點，不是沒有原因的。大貴族無限度的土地兼併，對農奴和哥薩克的壓迫與利用，到最後只是招來了自身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