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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薩克給土耳其蘇丹的回信 無名 ID:spbR21vQNo.59470回報2推文回應

土耳其的惡魔,和他媽魔鬼的兄弟朋友,路西法他本人的下手。你算哪個惡鬼門子的騎士,用光腚都殺不死一隻刺蝟?這坨魔鬼的粑粑,你家養狗吃食,你就不吃,你個婊子生育的玩意,給基督徒們好處;我們不怕你的軍隊,大海和這陸地作證我們戰你娘親! 你個巴比倫打雜的,馬其頓修車的,耶路撒冷耍馬尿的,亞歷山卓操山羊的,上下埃及的豬官,亞美尼亞的懶蟲,波朵利亞的竊賊,韃靼地的孌童,卡瑪亞尼特的劊子手;你就是陰間陽界的傻X,真主面前的白癡,惡蛇的孫兒,老子**裡的一個抽抽。你這公豬的鼻涕,母馬的屁股,屠宰場生養的雜種狗,沒受過洗的腦門子;***去吧! 那麼我們紮波羅熱人告訴你這賤種,你別以為能養育些個信基督的種豬。現在我們做個了斷,我們就不知道時日也沒有個曆法;因為那銀月高掛天上,時年就在書中,這裡的日頭和那裡的日頭還是一個天!就為了這個你舔我們的屁股去吧!
——Koshovyi Otaman Ivan Sirko, 攜全體紮波羅熱大軍發來賀電


在無意中找到的文章覺得很有趣,不知版上有沒有大師知道這文章的原版(或是英文版)

(゚∀゚)<: Reply of the Zaporozhian Cossacks 維基就有了 (7LEXrO9g 18/09/11 10:02)
(゚∀゚)<: 哦哦哦,找到了,感謝 (Gc3ZqnKM 18/09/11 19:02)
無標題 無名 ID:Rwn.qWOoNo.59477回報推文

那個要跟上篇一起看才知道後勁在哪。

無標題 無名 ID:OVxRo4hYNo.59481回報2推文

謝謝島民
我把Cossacks 3加入願望清單了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USCdWD7Ipc (IWKC2aSg 18/09/13 21:13)
(゚∀゚): 順便給點音樂 (IWKC2aSg 18/09/13 21:14)

轉載 關於陝西神木石峁文化遺址的一些讀書筆記 無名 ID:3cxpr90wNo.59452回報推文回應

一、綜述

石峁遺址,位於神木縣高家堡鎮東山之上,總面積超過五平方公里,是我國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史前文化遺址,於1983年公佈為縣級文保單位,1992年公佈為省級文保單位,2006年公佈為國家級文保單位。

石峁遺址發現于上世紀初,出名的原因是該地玉器非常多,據說當地村民在生活困難年月曾“籠馱”“馱載”,“鬥玉易升米”,因而引起一些文物販子和少數考古人員的注意。1929年,時任科隆遠東美術館代表的美籍德國人薩爾蒙尼在北京徵集到陝西榆林府農民出售的牙璋等玉器42件,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長53.4釐米的墨玉質“刀型端刃器”,後經薩氏之手為德國科隆遠東美術館收藏,這是石峁玉器第一次出現在世界面前。

1976年,長期在陝北從事文物調查徵集的陝西社科院考古專家戴應新先生根據神木縣高家堡公社提供的線索調查了石峁遺址,並且徵集到了一批極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1988年他公佈了這次調查所獲玉器資料,認為石峁玉器和陶器都為龍山時期遺物,確定石峁遺址是一處規模宏大、遺存豐富的龍山文化遺址。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館對石峁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房址、石棺葬、甕棺葬、灰坑等遺跡,出土了一些有確切地層關係的遺物。這是對石峁遺址首次進行科學的考古發掘,使人們對石峁遺址的認識有了較為客觀的基礎,但對玉器年代、文化背景及屬性等問題,當時學術界沒有統一的定論。

2011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石峁遺址開始了前期調查。歷時兩個月的調查,搞清了遺址的基本佈局,發現石峁遺址由皇城台核心區、內城和外城三部分構成,總面積超過400萬平米。2012年,石峁考古隊對城圈結構和城垣走向展開了複查,查明了“皇城台”是四周砌築層階狀護坡的台城;內城以“皇城台”為中心,沿山勢砌築石牆.形成一個封閉的空間;外城則依託內城東南部的牆體修築一道不規則的弧形石牆,與內城東南牆結合構成相對獨立的外城區域,精確航測後,確定石峁遺址面積在500 萬平方米以上,成為全國目前發現的最大史前古遺址。

先期發掘工作,重點選擇了四五處發掘地點,先後出土了東門、祭祀坑等重要發現。尤其是石峁外東門,處於整個石峁古城東邊,是遺址內地勢最高的地方。整個城門呈S型,由門外擋牆、城門、馬面、甕城、城闕、角樓等組成,遙遙領先同時期古城軍事防禦技術,同時城門內牆壁上出土的礦物顏料壁畫,將中國壁畫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之後發掘工作逐步展開,先後發現了南門祭祀台、紡織品、石砌院落、石雕人面像、以及皇城大道等一大批重要考古發現,這些發現都向世人展示出了一個強大的不為人知的華夏史前文明。

通過對出土文物的技術分析,專家推測石峁遺址處於龍山文化晚期至夏早期,大約在西元前三千年早期到二千年中後期(即距今4300年-3700年左右)。這一時期,正是我國原始社會由部落聯盟、古國、方國向帝國形態過渡時期。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一猜想,2009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神木縣調查人員發現:在禿尾河下游薛家會的山峁上有三座與石峁同時期的古城,賀家川一帶也有兩座。此外,石峁考古隊還發現了其它一些古城遺跡。石峁考古隊提供的已落實資料是:在周圍數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共有十多個小的古城遺址,其面積從幾萬平方米到十幾萬平方米都有。這意味著:石峁並不是一座孤城,而是眾星捧月,是由多個小“衛星城”拱衛的史前“巨無霸”。這也證明了華夏文明從“部落”到“國家”之間的發展史並不是空白的,而是有石峁文化這樣的“大型城邦”做為過渡。

石峁遺址以其巨大的體量展示出了“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以及“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 國內文物專家達成的共識是:要對這座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石城進行完整發掘,需要近100 年。

二、自然地理環境

現在的神木縣隸屬陝西省愉林市,地處陝西、山西和內蒙三省區交界地帶,西北與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接壤,東隔黃河與山西省呂梁山區相望。絕大部分處在黃土高原與毛烏素沙漠過渡地帶,地貌以黃上樑峁、剝蝕山丘、沙漠灘地為主。

石峁遺址位於神術縣城西南40餘公里處的高家堡鎮,北緯38度33分,東經110度18分左右,屬黃河一級支流禿尾河流域,河流東西兩岸地貌差異明顯,西側沙梁綿延,東部梁峁縱橫,禿尾河眾多支流即發源于東岸梁峁山地中。石峁遺址在禿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溝交匯處,地表溝壑縱橫,支離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間。

研究石峁遺址就必須對當時的氣候及地理環境進行詳細梳理,黃土高原地理氣候變遷最遠可上溯至距今約1萬年前後,末次冰期結束後,黃土高原迎來了漫長冰後期之初的升溫期。此時黃土高原的降水較大程度地受東亞夏季風環流的控制,在萬年尺度上,強盛的夏季風環流帶來的水汽偏多,東亞和南亞疾風在萬年尺度上的變化具有相對一致性。季風降水從11500年之後均開始增強,在9000年前後達到最大值。充沛的降水給原始的黃土高原帶來了繁盛的植被覆蓋,尚未經歷人為破壞的黃土高原沒有水土流失問題,在此期間黃土高原以草原植被為主,期間未出現典型森林植被,始終經歷著“幹草原—濕潤草原—幹草原”的演變過程。高原南部較濕潤地區以草原和疏林草原植被為主。

尤其進入仰韶文化早期(約距今7000一6000年),黃土高原氣溫進一步升高。依據臨撞姜寨和西安半坡遺址的孢粉分析,關中地區植被為棟、松、篙混交森林草原,總的氣候特徵狀況是四季分明,溫和半濕潤,水熱條件遠遠好於今天。

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約6000一5000年)氣溫上升到全新世以來的最高點,形成了以櫟等闊葉樹為主的森林草原景觀。在陝西扶風案板遺址還發現有現在主要生存在長江流域的竹鼠、璋、豪豬等和喜水的龜、雙殼類、腹足類等。這說明當時的黃土高原北有陰山山脈阻擋西伯利亞南下的寒流,同時東南方向來的暖濕氣流又帶來了豐富的降水,氣候溫暖濕潤。同時,溝壑分明的黃土臺地、峁梁地貌又有一定的防洪排澇作用,這給了新生文明得天獨厚的的優勢,使得新生文明迅速茁壯成長起來。

三、石峁先民從何來

石峁遺址的先民從何而來,目前的考古發現傾向於仰韶文化大擴張的結果。仰韶文化作為中國原始社會的早期模型,向人們展示了中國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會早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它主要是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選址一般在河流兩岸經長期侵蝕而形成的階地上,或在兩河匯流處較高而平坦的地方,這樣的選址土地肥美,水源豐富,有利於農業、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聚落建築的佈局整齊有序,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北部為墓葬區,東邊設窯場。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遺跡,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佈局。種種跡象表明,中原地區在仰韶文化早期開始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中期則普遍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距今7000-5000年間的仰韶文化時期是全新世以來的最暖期。這一時期是我國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氣候溫暖濕潤,植物生長空前繁茂;華北平原是湖沼大發展時期,當時中緯度地區陸地上的溫度比現代高2一3℃以上,我國東部平均氣溫比現代高2. 5 9C。溫暖期的到來,使得各地史前文化均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並呈現出較強的文化向外擴張的去勢,擴張性遷徙也就成為這一時期文化發展的主要特徵。這一時期,黃河流域主要分佈于渭水流域及豫西和晉西南的仰韶文化、分佈於豫中地區的大河村文化、分佈于冀南和豫北的後崗文化、分佈于黃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和大漢口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擴張。

其中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的擴張表現的尤為明顯。氣候的暖濕化,給原始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仰韶文化快速發展起來,使史前人口增長和文化的發展進人一個繁盛時期。在考古遺存方面,表現為遺址的數量大大增加,僅陝西關中地區就發現仰韶時期的遺址1162處。但文化的快速發展也可能帶來了人口相對過剩的危機,擴張文化的生存空間成為人們必然的選擇。這種擴張主要是從文化的中心區向周邊地區遷徙多餘的人口,遷徙的結果是對新領地的開發而導致文化分佈區域的擴大。由於溫暖期的到來,使得宜於農耕地域的擴大,仰韶文化向黃土高原開拓成為可能,文化的擴張性移民也達到了高潮。

據考古調查,陝北的黃土高原共發現仰韶文化遺址667處,主要分佈在洛河中上游、延河流域,甚至在更北的無定河流域也有發現。徑水上游也發現仰韶文化中期遺址100多處,晚期遺址200多處。仰韶時期文化的大擴張,大大加快了不同區域史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仰韶文化為例,這次文化的大擴張,形成了以渭水流域為中心,包括豫西、晉西南,陝北和徑水上游的黃土高原、漢水上游的文化分佈區域,而其影響更是東達黃河下游,西到甘青地區,北至內蒙古南部,南及江漢平原。可以說,這一次文化的大擴張,大大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奠定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時空分佈的基本格局。

無標題 無名 ID:3cxpr90wNo.59453回報推文

四、經濟生活

石峁遺址的面積在400萬平方米以上,規模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等城址,是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城址。2012年的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體量巨大、結構複雜、構築技術先進的石峁城址外城東城門址以及石城牆、墩台、“門塾”、內外‘甕城”等重要遺跡,出土了玉器、壁畫及大量龍山晚期至夏時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遺物。本次發掘首次從地層關係上確認了石峁城址的修築年代。結合地層關係及出土遺物,初步認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修建于龍山中期或略晚,夏時期毀棄,是我國北方地區的超大型中心聚落。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在聚落規模上,石峁遺址不僅居於第一級聚落,而且高於同時期、同區域的其他遺址,它無疑使龍山晚期及夏時期陝北乃至河套地區的中心聚落。通過考古發現,基本可以推斷出整個河套地區聚落經濟生活已經由農耕經濟轉變為農牧結合經濟為主,這說明農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可以使用多餘的糧食進行畜牧養殖。農耕作物主要以粟、黍等農作物為主。同時通過對出土動物骨骼牙釉質的同位素研究得出,該時期的畜牧業主要以圈養為主,種類為豬、黃牛以及綿羊,此外還有一定的狩獵採集,比如野豬、鹿、野兔等,三種經濟形態相互補充,這種形態是對農牧交錯帶生態條件的人為選擇,也是對原始農業條件、適應自然資源配置的體現,在聚落式部落、互補式農業的支持下,石峁先民創造出了令人驚訝的文化。

2016年考古隊對皇城台進行了重點發掘。“皇城台”是以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築基址為核心的宮城區,多達九級的塹山而砌的護坡石牆環裹著狀若“金字塔”般的台體,高大巍峨,固若金湯。之所以在石峁考古工作持續了五年之後,才考慮著手皇城台的發掘,主要是考慮作為核心區域的皇城台,面積宏大,已知遺跡包括了大型宮室、池苑、護牆、門道等等。經過過去數年的全面複查及航拍資料的反復比對,基本瞭解皇城台的結構及周邊台體的構建方式。決定選擇皇城台通往內城的唯一通道(其餘三面三溝環繞),疑似門址的區域進行發掘,瞭解登臺的門址結構及城內主幹道路“皇城大道”的走向,同時選擇東部保存較好的護牆清理,展現其台體構建方式及氣勢。

皇城台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門址處。皇城台三面臨溝,僅北側偏東有一窄梁通往外界,門址即扼守於此。截至11月中旬,考古隊全面揭露了地牢壕,清理出一座規模宏大、結構複雜、保存較好的門址。組成部分主要包括:廣場、南北墩台、甕城、石板道路等。目前,僅廣場揭露完整,面積超過2100平方米。

廣場向東外敞,由南、北基本平行的兩道石牆及西部甕城一線圍成,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63米、東西寬約34米,廣場內地面系用黃褐色沙土鋪墊,夾雜較多碎石塊和小陶片,局部有踩踏跡象,中部發現一座石砌房址殘跡。南、北墩台位於廣場內側,平面都是長方形,分別與廣場南牆和廣場北牆相接,均為石砌外框包夯土內芯的建造結構,體量上北墩台要大於南墩台,南墩台頂部的層位關係揭示出其建築年代可能要早至西元前2200至西元前2300年。甕城位於廣場內側、南北墩台外側正中,是平面呈“U”形的一座石砌單體建築,在其外側牆根處,發現完整玉鉞兩件,系鋪設甕城外的廣場地面時埋入,出土時光彩照人。門道位於甕城內,以南、北墩台為界,遍鋪平整砂岩石板,自外而內大斜坡向上攀升,保存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摩擦痕跡。

對皇城台的發掘,揭示出其為一座四麵包砌護坡石牆的台城,有9-10層自下而上斜收的石牆護坡,外形類似金字塔。台頂面積8萬餘平方米,有夯土基礎、池苑等建築。尤為重要的是在已發掘的皇城台二、三級石牆牆體內,有橫向插入用於支撐的紝木,紝木下面還用石板支護。這比宋《營造法式》記載的“築城時,城每高五尺,橫用紝木一排”,一般認為漢代開始使用的紝木提前了兩千多年。

皇城台發掘至門址上層文化層時,銅刀、銅鏃、石範等遺物如期而至,同層共出的典型陶片年代似不晚於西元前1800年。石範均殘,有“一範多器”和“一範一器”兩類,器形可辨環首刀、直背刀、錐。銅刀存尾部,刀背很直。銅鏃完整,雙翼有銎。刀類樣式常見於齊家文化、四壩文化諸遺址,雙翼有銎鏃在青海諾木洪、甘肅幹骨崖等遺址都有發現,大致屬齊家文化、四壩文化遺物。當門址清理至下層文化層時,一枚完整的銅錐破土而出,據周邊地層關係及同出陶器年代判斷,應在西元前2100年左右。看來,龍山時代晚期至夏時期的石峁先民,確實使用了刀、鏃、錐等小型工具,並有可能本地生產了自用銅器。

2016年8月,對皇城台西北角的三階外露牆體進行了簡單清理,發現在牆體倒塌堆積層下普遍分佈著一層傾斜堆積,該層內包含較多陶片、紅燒土顆粒、草木灰及一些殘石器和少量碎玉片、朱紅色漆皮,特別是獸骨,其數量可用巨大來形容。各種跡象綜合分析,此層應為皇城台頂部在使用期間的棄置堆積,而在大量獸骨中發現了骨針的完整“製作鏈”,包括砸裂骨料、切片骨料、磨制毛坯、鑽孔毛坯、殘次品、成品、礪石磨具等遺物,在清理的約30立方米的土方內,僅針類骨器數量就超過250枚,還有骨錐、骨鏟、骨片(飾品)等,各類骨器總計逾300件。這些跡象似乎預示著在皇城台頂部偏向西北的某處存在著手工業作坊,以骨針、骨錐、骨鏟等為主要產品,尤以骨針產量最大。

五、巔峰的軍事

經濟發達的石峁群落對防衛提出了高度需求,從而造就了當時東亞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首屈一指的石峁核心防禦體系。石峁遺址由三重石牆所環繞(約四平方公里),建於禿尾河谷高低錯落的臺地之上。其核心建築是至少十一級、頂部面積約八萬平方米的皇城台,其上佈滿大型宗教或政治聚集活動後留下的遺物,包括陶器、玉器、人獸骨骼以及壁畫碎片。皇城台附近分佈有高規格的石牆建築和貴族墓地,其大墓規模及格局與陶寺M22號大墓接近,並建有壁龕。

另一核心建築是位於石峁遺址制高點的東門。這裡遠離西面河谷內的交通要道,規模宏大的石築城門建築群朝向溝壑縱橫的曠野。東門石牆上曾裝飾有彩繪幾何紋壁畫、石雕人頭、坐像、立像以及大量玉器,門地道下發現多個人頭祭祀坑。這些獨特的遺跡和選址特徵共同顯示強烈的宗教性特徵──東門不僅是城郭的入口,而且是儀式之門。這些的新的儀式場景表明,一個大型宗教與政治聚集的中心在陝北形成。

陝西考古研究院2012~2014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全面揭露了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揭示出一座體量巨大、結構複雜、築造技術先進的城門遺跡。外城東門址位於外城東北部,視I}開闊,位置險要,由內甕城、外甕城、南墩台、北墩台、馬面、門塾、散水等組成,總面積約4000平方米。在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發現的甕城、馬面、墩台等早期城防設施,其形制規範、設計精巧、建構技術先進,與後世的同類設施形制無異,是探討我國古代城防設施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實物資料。

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建有內甕城和外甕城。外甕城是以一道南北向長牆和兩道東西向平行短牆為週邊周界,與南墩台、北墩台合圍形成的城門外的獨立空間。外甕城的平面呈U形,與門道處於同一條中軸線上,將門道基本遮蔽,使得外城東門不直接暴露於外。外甕城的U形石牆在靠近墩台處的南北兩端分別留有缺口,形成進入城門的南側主通道和北側輔通道。南北向石牆長約22、寬2.3米,距墩台約12米;兩道東西向石牆分別向南墩台和北墩台方向延伸,北端石牆長8.5米,與北墩台未連接,距北墩台地面散水2.7米;南端石牆因部分遭毀壞,殘長4.R米,與門道之間形成出入空間。

南墩台和北墩台中間為門道,進入門道後,沿南墩台西側石牆繼續修築牆體,向西砌築18米後北折32米,在門道西端內側形成曲尺形結構,與北墩台西壁圍繞形成獨立空間,稱為內甕城。內甕城長約30、寬約10米,石牆牆體寬約2.5米,保存最好處高出早期地面4米多。這段牆體在門道內側增修了一道寬約1.2米的石牆,兩牆緊貼並行。從內甕城的地層關係看,這道增修的石牆建於晚期地面之上,為二裡頭早期增修的。在此段石牆牆根底部的晚期地面上發現了100餘塊壁畫殘塊,部分壁畫還附著在晚期石牆的牆體上。壁畫用白灰面作底,用紅、黃、黑、橙等色繪幾何形圖案,最大的一塊壁畫殘塊約30釐米見方141。由此可見,內甕城的修建年代與城址和東門址的年代同時,在晚期進行過增修,並在內側牆體上裝飾了精美的壁畫。

在石峁遺址,除了外城東門址的甕城外,調查還發現在內城的一處門址也設置了甕城。甕城向城外突出,由長約25米的三道石牆合圍形成“凸”字形的封閉空間。其中,城門設置於最外側南北向石牆的中部,門道外約5米處修建類似外城東門址的外甕城。甕城外設於牆體之外、其外再設遮擋門庭的外甕城的做法,使得這座城門形成了雙外甕城的結構,這也符合擴大內城防禦空間的實際需求。

從目前考古發現的情況看,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的內甕城、外甕城及內城門址的雙甕城,是中國城防史上目前已知最早的甕城實例,其形態成熟,建築技術先進,延長了外來勢力進入城門的時間,創造了抵禦外來入侵的緩衝空間,提高了防禦能力。

同時,石峁遺址東門兩側發現了數個馬面,反映了築城者對防禦功能的強烈需求,也反映出了當時使用武器的有效射程。石峁遺址是龍山時期發現馬面數量最多的遺址。馬面形態成熟,分佈規律,建造技術先進,之後很長一段時期出土的馬面技術都落後於此。

石峁遺址作為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晚期最大城址,其石砌城垣應不具有神權及王權的象徵意義,更多是出於守衛需要而構築的防禦性設施。它的產生亦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戰爭規模與性質乃至地理條件等因素息息相關。初步調查表明,以石峁遺址為中心,周邊分佈著大量同期的中小型遺址,正是這些小型聚落構成了維繫石峁這個中心都邑性聚落的社會基礎。這不僅反映了初步的社會分化與城鄉對立,也說明中國早期城不是經濟發展的產物,而是政治行為、軍事設防的結果及政治領域的工具。石峁遺址作為都邑性聚落的性質並滿足了城址建設者對防禦的強烈需求。

經濟及軍事上的強勢,必然導致了對周邊其他文化的壓力。位於石峁遺址東南方向300公里的陶寺文明就是一個很好地例子。陶寺遺址位於山西臨汾附近,與石峁文明聚落群僅僅有呂梁山脈相隔。從石峁遺址出發,沿禿尾河而下,進入黃河向南,之後折向東北即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來自晉陝高原中北部的各種肥足鬲和單把鬲為主的器物群的上升,牛羊畜牧的增長,這說明了這一時期石峁文明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對下方的陶寺文明都佔有優勢,從而對陶寺形成了一種對抗壓力。物資的交換、人群的往來、政治勢力的衝突在其間反復上演。陶寺及其周邊遺址在晚期發生政治動盪的主因,就可能源於黃土高原的政治勢力對晉南盆地的滲透。與之相比,石峁遺址沒有大規模損毀的跡象,從建成到廢棄,始終保持了一種向外的軍事壓力也體現出了其經濟及軍事實力。

在陶寺與石峁墓葬中發現的銅玉合璧製品,進一步顯示高地龍山社會與中、北亞冶金社會的間接交流以及物質文化領域的融合與創新。陶寺晚期遺存呈現出跨區域交流的上升。其中,晚期M3296墓墓主腰間佩戴的銅鈴是金屬響器首次在古代中國出現,並為後來的二裡頭貴族文化所傳承。一隻陶扁壺上的朱砂題名,書寫形式與結構已經非常接近殷商甲骨文。對抗只是暫時的,作為同一個文化核心下,文明得到了很好地傳承。

無標題 無名 ID:3cxpr90wNo.59454回報推文

六、獨特的精神境界與玉文化

石峁遺址內墓葬和祭祀遺跡曾經埋藏數以千計的玉器。東方西遼河流域、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江淮流域,西方黃河上游齊家文化,南方江漢流域後石家河龍山文化作坊都有玉製品流入,反映了龍山時代切換式網路的擴展。無論是埋藏於特定地點,還是系統地插入石牆,石峁玉器的使用特徵強調的是營造與界定神聖空間。中國史前社會使用玉器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尤其是作為貴重物品隨葬于長江下游的良渚貴族墓中,但以玉器祭祀山川的做法,在龍山時代才開始在各區域社會中廣為傳播。

造型方面,高地龍山玉器群結合東方社會傳統形制和新創造型。陝北石峁、蘆山峁等遺址不僅使用良渚傳世玉琮,還使用來自各地龍山作坊的仿製品。同時,石峁遺址的儀式性活動中大量使用玉牙璋。早期中國許多考古遺址的埋藏場景顯示玉牙璋的出現與山川祭祀儀式有關,例如沂南羅圈峪的丘陵石縫中、洛汭花地嘴的祭祀坑中、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的河畔祭祀坑中。玉牙璋和相關儀式的擴散,可能體現了一種新的宗教網路的跨區域傳播──在這種宗教傳統中,這些玉器被用作祭器來召喚山川形勝中的超自然力量。

作為中國古代獨有的精神符號,玉器文化在石峁遺址中得到了非常具體的體現。作為河套地區集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影響最為廣泛的遺址,其精美的器型及精湛的工藝技術都達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準。在中原地區經歷著社會轉型而邁入國家形態的時刻,相對封閉的河套地區仍然保留著本地龍山時代早、中期以來的文化傳統及發展脈絡,並使這種局面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石峁遺址規模龐大,週邊建築有堅固的石圍牆防禦體系。它無疑是這一地區的中心聚落。以數量眾多的牙璋為代表的已經脫離社會生產範疇的石峁玉禮器,有力地表明瞭社會等級的存在和權利的相對集中。作為具有凝聚力的中心聚落,從大量出土的脫離生產範疇的玉禮器來看,以石峁、新華遺址所代表的人群在一定範圍內不僅承擔了重要的社會功能,而且在從部落走向國家形態的過程中可能行使著類似酋邦的政治職能。

就器形而言,石峁遺址的玉器均以片狀器物為大宗,共有的典型器物有刀、鏟、圭、斧、磺等。就工藝而言,剖片現象普遍;鑽孔流行,其中以實心單鑽為多,多見於胚體較薄者,對鑽常見於胚體略厚的器物上;無管鑽實例;器物改制現象普遍。石峁玉刀鑽孔多在3一5個,其它鏟類、誠、斧等多有1個鑽孔,均系單鑽或對鑽。就玉質而言,石峁玉器均以大量的蛇紋石、透閃石、陽起石為主,從肉眼觀察,蛇紋石玉器多呈墨綠色和灰綠色,尤以茶褐色帶黑點為典型特徵,在陽光照射下其薄處顯示出濃煙色,厚處呈黑色;透閃石、陽起石質地的玉器多呈黃綠色,內泛雲彩形黃斑。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石峁遺址發現的玉器,處墓葬外,另有相當一部分置於石牆中。從現場觀察,玉器放置存在三類形態,一是置於牆中,應是與城牆修建年代同時,二是從城外插入牆中,年代晚於城牆修建年代,與城牆使用年代相同,三是從城牆內插入牆中,年代與第二類情況一樣。可以大膽猜想為石峁古城是龍山晚期前後內蒙中南部、陝西北部、晉中這一區域的朝聖中心,那麼以上三種情形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在城牆建設中,玉器放置於牆中起到一種獨特的祭祀作用;而從城牆內側塞入的玉器,應是進入城內的人供奉的;從牆外置入的玉器,應是到此地朝拜時把心愛、珍貴的玉器置人牆內。不管是從牆內側還是從牆外側放入的玉器,均在事後抹平掩蓋。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石峁玉器中半成品較多,許多玉刀、玉鏟、玉圭系由其他器形較大的同類器物改制而成,多數沒有開刃,周邊還保留著片狀工具的切割痕跡。這一點,一方面暗示著玉器在石峁人群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反映了玉器作為稀有資源被重複利用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也暗示著石峁遺址的先民可能從事著與玉石器製造或再加工相關的工作,而這兩處遺址顯然已經成為了河套地區玉器消費和流通的中心。

六、到何處去

在距今約五千年前後,全新世大暖期結束,氣溫開始下降;大約距今4000年前後,出現了我國異常洪水多發的時期。由於氣候的變化導致黃河流域的環境與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氣溫的逐漸降低,使得在西、北高緯度地帶的植被草原化,作物生長期變短也使得原始農業難以為繼。這樣,生活於這些區域的人類必須做出適應性的反應,或是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以適應新的生態環境,或是遷徙他鄉尋找新的生活資源或適宜於生活之地。於是,一部分先民留在原地,逐漸向遊牧經濟轉變。

到了商周時期,這些地區已成為遊牧民族—西戎、北狄的主要活動區域。還有一部分不願放棄農業的氏族部落則開始向東、南適宜農業的低地移動,引發了又一次文化遷徙的浪潮。到距今3000 年前後冷乾氣候發展至頂峰,石峁古城亦因為氣候從濕潤向乾燥變冷的嚴峻挑戰,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轉折,不能在此發展到較為高級的國家文明階段。居住在這裡的―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東徙或南遷,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崛起並建立周王朝,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而辛苦歷時三百年才建好的石峁古城群落由此被廢棄。

七、一些不成熟的猜論:

1、石峁文化位於陶寺之前,也就是比所謂的夏朝更早,更強大,感覺像是在補完三皇五帝的傳說或者在書寫新篇章。
2、石峁文化屬於農耕為主,畜牧為輔的經濟,非常發達,或者說經濟執行力非常高,高度脫產的經濟才能誕生強大的軍事體系。
3、築城、軍事、壁畫一系列發現將考古發現紀元成百年地往前推。
4、豬果然是最早變成家畜的一批,羊什麼的是後來的事兒,遊牧民族更是後來的事兒了。
5、石峁和陶寺之間肯定存在軍事衝突,但未發生攻入國都的事件,個人認為是持續的軍事壓力導致了陶寺文化後期的內部動亂。
6、石峁文化來自於仰韶北上,消亡于周人大融合,主要因素肯定是氣候變化。
7、石峁基本上具備了文明所需要的一切:玉器、銅器、石器、骨器、織物——除了文字。
8、希望可以活著看到官方正式把石峁文化寫入教科書的那一天。

主要文獻來自于孫周勇先生的團隊,非常感謝他們的一線考古工作。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去看原始文獻,基本都在:http://www.ncpssd.org/journal/index.aspx,搜“石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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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是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眾多大型聚落中的一個,這一時期中國大地上發展出了很多這類地區區域文化,類似規模的除文中提到的陶寺外,中原地區的王城崗、長江下游的良渚,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等,都是發展程度相當高的複雜農業社會,互相之間相互獨立,因而暴力衝突是家常便飯,但又有一定程度文化交流。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類文化大量消失,表現在遺址數量的銳減和區域中心的廢棄,目前認為與這一時期的氣候變化有很大關係。和末世電影一樣的劇情,大規模的氣候變化摧毀了很多高等級技術,導致後世出現了一定的文化斷層

周邊的部落和石峁關係是非常好的,有明確的從屬關係,體現在玉器流通上,在好幾篇玉文化裡提到了周邊部落上供玉器,朝拜石峁(城牆裡的玉器有後來鑲進去的),還有專家直接放了個“玉是硬通貨”的衛星

陶寺這邊是不是石峁幹掉的,存疑,傾向於陶寺是自己暴亂滅亡的

至於石峁的消亡,城址內目前還沒有發現大規模戰亂的痕跡,傾向於氣候變化說,石峁的先人感覺這地兒呆不住了,收拾行李捲下山往南發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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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集權性國家的起始,源自絕對主義王權國家(以下簡稱絕對王權)。它是通過國王鎮壓了以往與王並立的眾多封建諸侯,而且剝奪了教會的統治權之後成立的。它之所以成為可能,可以說出自以下原因。一個是具有破壞力的火器的發明。火器使以往的作戰力量歸於無效,也使貴族—戰士的身份變得無意義了。從國家壟斷暴力的觀點來看,這一點是重要的。

另一個主要因素,是貨幣經濟的滲透。例如,在英國14世紀前後,取代從農民那裡接受封建納貢,封建領主事實上已經成為抽取地租的地主階級。當然,他們在思想意識上依然是封建領主,並擁有種種封建特權。在此,國王一面與都市的工商業者相勾結,廢除封建諸侯的各種特權,壟斷了地租,一面為獲得關稅和所得稅而推動貿易的發展。被剝奪了權力的封建諸侯,成為從國家所得稅金獲得分配的宮廷貴族、地主階級。這樣,貨幣經濟帶來了支撐絕對王權的官僚和常備軍。

其次,西方各國無法征服像奧斯曼、中國清朝、莫臥兒等那樣龐大的帝國,於是就非難其統治形態,仿佛要把各民族從這些帝國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並賦予其主權似的。結果,舊有的世界帝國遭到解體而分解為眾多的民族國家,他們分別走上作為主權國家而獨立的道路。總之,主權國家的存在必然要創造出其他的主權國家。這樣,儘管主權國家誕生於西歐,卻不能不在世界範圍內催生出主權國家來。這與世界—經濟始于歐洲卻成為世界性的是同樣的道理。(主權國家的普遍建立是二戰後的事,可見西歐並沒有推行這一制度的意圖。非歐洲主權國家往往是進行資本主義改革成功的國家。)

洛克把國家視為主權者市民的社會契約。這時,他只是在其內部思考國家的問題。因此,國家被還原到主權者眾人的代表政府那裡去了。結果,國家針對其他國家而存在這一更為重要的事實,都被忽略掉了。還有,在絕對王權那裡如重商主義所顯示的,不言而喻,資本—國家即國家與資本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主權的本質在於排他性,具體是對一國之內財稅榨取的獨享性,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即由國王一人擁有無限權力轉化為全體資產階級共用權力的狀態,而資產階級並非由一個個個人構成的人群,而是資本灌注的人形物。)

霍布斯強調“獲得主權的方法有兩種”。一個是“以力取得的國家”,它基於“被恐懼強迫的契約”;另一個是“按約建立的國家”,它“自願地服從一個人或一個集體,相信他可以保護自己來抵抗所有其他的人”。可是,在霍布斯看來,“被恐懼強迫的契約”才是更根本的,洛克所說的契約只是次一級的而已。(權力的本質即殺傷力。)

國民這一主體是作為服從絕對主權者的臣民而得以形成的。國民主權是派生于絕對王權的東西,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絕對王權被打倒之後,國民似乎成了主權者。但是,主權這一觀念不可能是在一國的國內思考產生的。主權首先是針對外部而存在的東西。因此,即使絕對王權被打倒了,它針對其他國家而言的主權之性格不會有任何的改變。(現代漢語中的 國家 一次原意即為君主,也即歐洲近代才出現的 朕即國家 這一思想,法國大革命後,作為凡人的王室家族被消滅,而王權作為上帝意志投影的性質則直接轉化為了國家本身這個虛擬法人。)

絕對王政因資產階級革命而被廢棄之後,軍隊和官僚機構又怎樣了呢?它們不僅沒有被廢棄,反而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得到了擴大增強。而且,這也並非為了“國民”。即使在國民主權之下,國家也要繼續維持其自身的存在。只是,若在內部來看國家,則這一點就會變得模糊不清。(由於西歐列強通過兼併封建制下獨立半獨立的小邦導致其統治規模擴張,勢必走向官僚化道路。)

國家承擔著道路、港灣建設等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公共”事業。不過,在國家承擔的事業中,對產業資本主義來說最重要的是產業無產者的培養。他們並非單純的貧民,而是很勤勉、擁有能夠快速適應多種新工作能力的人們。而且,他們不像農民那樣自給自足,而是拿工資勞動獲得的金錢購買生產物的消費者。資本無法生產這種產業無產者(勞動力商品),承擔這種生產的是國家,具體而言,就是學校教育和基於徵兵制的軍隊。後者不僅在於軍事力量的形成,它更對產業無產者的培養作出了貢獻。(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與全民共治的國家神話之間的撕裂。當國家消滅境內的無產者,成為全資產者國家時,二者才能避免衝突。)

被稱為19世紀經濟自由主義的東西,乃是政治上經濟上擁有世界霸權的英國國家的“經濟政策”,它建立在為維護體制而投入龐大軍事預算和課稅的基礎之上。採取保護主義的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對經濟的介入更是自明的道理。是國家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承擔這一使命的則是官僚機構。

福柯則強調,每個主體通過規訓而必將產生權力的內在化,而且,權力並非存在於中心的什麼實體性東西,而是作為一個網路遍在的。(大部分情況下由於國家是以國家而非部落的形式存在,暴力頻次變得更低。法律、規章制度都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接受這些便宜工具意味著人的馴化。)

尤為重要的是在近代,官僚制不僅是國家機器,而且也是存在於企業中的機構。或者不如說,近代官僚制正是基於資本主義的經營形態(分工與協作)而形成的。(十九世紀末出現的巨型工業集團催生了西方的現代官僚體制,然而東方在兩千年前便已出現了同樣的一群人。在美國,是先有企業後有官僚,在這裡,則是先有官僚後有企業。)

韋伯將官僚制視為“合法統治”的一個形態。就是說,官僚制乃是統治的最合理化的形態。其特徵在於依靠規則的許可權之明確化、官職階層制源自自由契約的任命、依據規章的晉升、專業的訓練、以貨幣形式支付薪俸等等。這是從東方國家的家產官僚制以來就存在的東西。在家產官僚制那裡,並沒有切斷與“傳統的統治”之聯繫,對君主和主人依然維持著人格上的從屬關係(這種家奴制在滿蒙等民族中常見,在秦漢以來的漢族官僚中則並不存在。除了保留來自奴隸時代的稱謂“臣”之外,官僚與帝王並不存在主奴式的依附性。)。因此,上述原則並沒有得以完整的實現。與此相比,近代官僚制乃是更為“合理”(目的合理性)的。

另一方面,說到國家的官僚制,新自由主義者強調要將其“民營化”或者通過“市場經濟原理”來消解掉。原因在於,官僚制是非效率的,如果用與企業同樣的標準來做,將提高效率並使官僚的規模縮小。然而,通過民營化以消解官僚制這個思考乃是一種欺騙。因為,私營企業本身已經是官僚制的了。私營企業之所以看上去比官廳更具目的合理性,並不是因為它是非官僚制的。最重要的是,因為它的資本的自我增殖(利潤最大化)“目的”明確而單純。(官僚制缺乏活力及效率可以引入奧爾森的集體行動邏輯理論,另外還有掌握龐大資產的團體的邊際遞減效應也非小組織可比。)

當我們說無產者除了勞動力之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時,看上去好像在強調他們的貧困性似的。但是,這毋寧說意味著無產者是生活物品無法自給自足而只能購買的存在。奴隸不必自己購買生活物品,農奴則在共同體中自給自足。相比之下,產業無產者乃是要用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獲金錢來養活自己和家人的人們。產業無產者的出現,同時也就是為了維持他們的生活而購買商品的消費者的出現。他們與奴隸或者農奴的最大區別,也就在這裡。

民族的政體和作為政治手段的征服之間的內在矛盾,自從拿破崙的美夢破滅之後就一直很明顯。……拿破崙未能在法蘭西的旗幟下統一歐洲,這表明由一個民族實行征服,就會導致被征服的人民的民族意識完全覺醒,接著就會揭竿而起反抗征服,或者會導致暴政。而通過暴政或許可能成功地統治外族,因為不需要任何同意,但只有當它首先摧毀自身民族的國家機構後,才能繼續掌權。(民族國家理論的局限性與時限性,在於他不過是歐洲資產階級上臺的一種工具,是為西歐量身打造的。甚至於對西歐自身形成統一市場都預設了難以逾越的藩籬。)

阿倫特說因為民族國家和帝國不同,它並不具備統治眾多民族和國家的原理。民族國家在統治其他國家和民族時,它就成了“帝國主義”,而非帝國。在這樣闡釋的時候,阿倫特在羅馬帝國那裡找出了不同於民族國家的帝國原理。然而,這並非羅馬帝國所特有的,而應該是一般帝國的原理。

西方列強的入侵是從帝國統治未能充分展開的周邊部開始下手的。還有,作為亞周邊的例子,有日本和泰國。這些國家由於在政治文化上並沒有那麼從屬於世界帝國,可以獨自回應西方列強的入侵,從而避免被殖民地化的命運。像日本那樣,甚至在其後迅速推進了工業化,以至擠入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當中。

問題在世界帝國的核心那裡。位於核心的都是經濟、軍事上的大國,並不容易被徹底殖民地化,但到了19世紀後期則受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蝕。像奧斯曼王朝和清朝那樣的世界帝國,試圖將自己轉變重組為近代國家。但是,由於包含著眾多部族和國家,這種變革並不順利。這時,只有一種意識形態可以説明他們既維持帝國規模又能實施中央集權式的工業化,這便是從階級問題得以解決民族問題也將得到解決的思考出發,強調階級優先於民族的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俄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使舊有的世界帝國的延續成為可能。(這一段的論述存在著表面化與簡單化的傾向。)

眾所周知,法國革命中所宣導的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口號。從交換樣式的觀點來看,該口號顯示了三種交換樣式的結合。即,自由是市場經濟,平等為經由國家的再分配,博愛則是互酬制。由此觀之,可以明確法國革命是以如下的方式發展的。首先,是“自由”的實現,即對封建特權及其限制的廢除。其次,是宣導博愛而急於實現“平等”的雅各賓派。結果,陷入恐怖政治而走向衰落。然而,人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毋寧說,法國革命是以在“想像上”實現三者之統合的形式而結束的。(一種法國人構建出的現代宗教神話,因其簡單而有效,六字真言。)

從某種意義上講,1968年就是一場世界同時革命。這是一場並沒有預期到的革命,從政治權力的角度來看,它只能是失敗的,但若從沃勒斯坦的“反體系鬥爭”這一觀點來看,卻有巨大的影響力。在這一點上與1848年革命相似。實際上,在1968年中1848年的歐洲革命所產生的東西得到了恢復。例如,早期馬克思、蒲魯東、施蒂納、傅立葉等得以復活。那麼,這之後“世界同時革命”的展望又如何呢?(當今的世界尚未形成截然對立的全球化兩大階級,換言之,全球化、工業化進程必須繼續貫徹,目前這一趨勢已經有了苗頭。然而,各種最終pax並不存在于傳統中國的政治理論中,不同的觀測者只能以自身文化的角度進行歷史推演。)

(゚∀゚)<: 不錯,感謝轉貼 (zT.D6Lww 18/09/07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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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擠的紅學與迷失的規範——對百年紅學研究的幾點反思

苗懷明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7-10-20

在學術史上,對一部文學作品的研究能成為專學並以“學”來稱呼的,為數極少,《紅樓夢》就是其中的一個,這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講的:

詞章中一書而得為“學”,堪比經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子》之蔚成“許學”者,惟“選學”與“紅學”耳。(錢鐘書《管錐編》第4冊第1401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近百年特殊的歷史文化機緣使紅學成為學術領域裡的顯學,成為透視百年學術發展演進狀況的一個視窗。如果從這個角度進行觀照,百年紅學的反思便獲得了更深一層的蘊涵。



“紅學”一詞在光緒初年或更早的時間就已出現。據均耀《慈竹居零墨》記載,朱昌鼎說自己“所專攻者,蓋紅學也”。李放《八旗畫錄》亦雲,“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雲”。另據徐兆瑋《遊戲報館雜詠》一詩自注雲:“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

由此足以看出《紅樓夢》在當時的巨大影響,但細究起來,它實在不過是文人士大夫之間的一種戲語和笑談,“遍傳海內,幾於家置一編”的情況也許會有(汪堃《寄蝸殘贅》卷九),可並沒有人打算用治經史那樣的勁頭和精力去研究《紅樓夢》,因為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也沒有那種敢於突破流俗的人物。

真正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紅樓夢》研究應該以王國維1904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為標誌來算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當初王國維在撰寫這篇具有開山意義的宏文時,不過是一時興之所至,即使象有人所說的寄託亡國之痛,也肯定沒有當今紅學家下筆時的那種莊重感和使命意識。

自然,他也肯定想像不到,日後《紅樓夢》的研究竟成為與敦煌學、甲骨學等並稱的專學、顯學,而且還有曹學、探佚學等分支,吸引了世界上如此眾多優秀的學者。

回顧《紅樓夢》一百多年的研究歷程,相關的重要材料歷年屢有發現,研究的成果不可謂不多,但如果對百年紅學的發展歷程進行一番仔細的梳理,就會不無遺憾的發現:

紅學研究儘管從表面上看,呈現一派繁榮景象,但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所應有的學術規範並未隨紅學的顯盛而真正建立,至少規範不夠完善,或違規情況過多,其中夾雜太多不協調的聲音,非學術的社會諸種因素干擾過多,其中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也有屬於個人恩怨的,僅看俞平伯先生建國後的際遇、胡適幾十年間在大陸學術地位的起起落落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

並非紅學研究與其它古代小說研究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它再特殊還是部小說,還是部文藝作品,只是由於其近百年來的顯赫地位,因而有關問題才顯得格外突出,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也許是研究者對《紅樓夢》這部小說過於鍾愛,注入了過多的情感,本屬嚴謹理性的學理探討卻很容易動感情,“火氣”也往往特別大。如此投入的精神令人欽佩,但對於公正客觀的學理探討來講,未必是件好事。

而《紅樓夢》本身存在的問題又特別多,從最基本的著作權歸屬到一個名物的解釋,幾乎處處都存在問題,但凡不同見解,都會引出一場激烈而持久的筆戰,正象余英時先生所講的:“《紅樓夢》簡直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只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筆墨官司。”

《紅樓夢》研究中論爭之多,之激烈,在現代學術史上是極少見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和反思的文化現象。

有意思的是,越是是非之地,涉足的人卻越多,紅學大軍越來越龐大,正象劉夢溪先生在《紅學》一書中所形容的,是“擁擠的紅學世界”。

近些年來,提出紅學新說的人越來越多,觀點也越來越駭人聽聞,動不動就擺出一副要動搖紅學研究根基的豪邁姿態。幾乎每年紅學研究領域都要出現幾個熱點,再加上媒體的造勢,使紅學領域顯得如自由市場般的熱鬧非凡。

圍繞《紅樓夢》的筆墨官司,劉夢溪先生于八十年代末撰寫《紅學》一書時統計為十七次,截止到目前,少說也該有二三十次。

遺憾的是,這些論爭幾乎都是以提出令人震驚的新說開始,而以個人結怨、不歡而散而告終,人們理想中的君子坐而論道的場景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

究其原因,學術規範的缺乏是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當然還有媒體的炒作、經濟因素的介入以及某些研究者的名利動機等因素,正是這些因素使紅學研究中出現了一些不正常、不規範的現象。



現代新紅學的奠基者胡適生前曾一再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思路和范式來金針度人,指示後學,並不無自得地將其《紅樓夢》研究作為典型的個案而屢屢加以稱引。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胡適本人,在研究《紅樓夢》時也並未嚴格遵守這個規範,但看他對《石頭記》甲戌本漏洞百出的考證就足以說明這一問題。

更為可悲的是,在後來的紅學研究中,這種方法很快就淪為大膽假設,小心比附,成為一條速成治學秘訣和學壇登龍術。

就治學方法而言,這幾乎成了一種通病,在《紅樓夢》研究之外,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小說的研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些問題,否則,《金瓶梅》不會陸續冒出八十來個作者候選人。

時下,對二十世紀世紀各學科的回顧與展望已成為一個學術熱點,關於紅學研究史的專著也已面世多種。

但筆者認為,開一個百年研究成果的慶功會固然有鼓舞士氣的作用,但找出其中的不足,發現其間的缺陷似乎更為必要,因為我們的研究是指向未來的,因為我們總結的目的是為了更快的前進,現在的不足和缺憾也許正是未來學術研究一個新的突破口和增長點。

在這個回顧與反思的學術氛圍中,更有必要認真反思,考慮學術規範的建立和完善問題。否則,爭來爭去,從表面是看熱鬧非凡,但研究方法未解決,學術規則不建立,就不會有期待中的突破,只會浪費時間和精力。

平心而論,紅學研究已有一百多年,但有關學術規範還未建立完善,這應該說是一件很讓人感到悲哀和痛心的事,也是紅學本身的不幸。

學術研究的常態應該循序漸進,是一個不斷積累完善的過程,如果材料和方法上沒有大的突破,而新說迭出,一會兒推倒,一會兒重建,這是不正常的,而近些年的《紅樓夢》研究似乎正是這種情況,呈現出一種混亂和無序的狀態,這就更有必要講一講學術規範。

正象有的研究者所形容的,近些年在紅學研究界,反對新說者多是“在朝”者,而屢創新說者多是“在野”者,表面的意思無非是說,前者影響大,居學術的主流,後者影響小,居學術的邊緣。

但筆者引用這一說法是因為還有另外一種解讀。時下,反對新說者多是大學教授或研究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而屢創新說者有不少是非專業人員,或原研究領域與《紅樓夢》無涉者。事實上,近些年紅學界的爭論正是處於這種狀況。

是不是前者研究紅學多年,已形成固定的思維模式,難以有突破;而後者則沒有這種束縛,容易有新的發現呢?從研究的實際來看,似乎不是。反過來,是不是說研究《紅樓夢》是專家教授的專利,別人就不能涉足呢?似乎也不是。

但這一區分的提出,確實是出於對非專業人員不知道或不注意學術規範的擔憂。畢竟打牌要有牌理,考證有考證的路數,否則,沒有一定的共識,大家坐不到一起,無法進行交流和對話,引起不必要的論爭。

這裡絕無看不起非專業人員的意思,學術,天下之公器也,每個人都有研究探討的權利。但事實正象不少人所擔心的,近些年來,掀起紅學波瀾、並在學術規範方面出問題的恰恰正是這些“在野”者。

這表現在他們膽大敢說,但凡有一點體會和感悟,就急於向外界發表,有一分材料說十分話,而不是細細斟酌,拿出自己成熟的觀點,或去看看這一問題在學術界的進展情況。

結果,在新聞媒體的炒作下,轟動效應倒是有,但站不住腳,被別人批評後,又不肯認錯,艱難的為自己辯解,既狼狽又辛苦。最後如過眼雲煙,只是熱鬧一陣而已,並沒有對紅學的研究產生積極作用。

有關《紅樓夢》的材料和論著確實很多,但並不可怕,對有志于紅學研究者來講,下一番苦功夫是可以全面掌握的。

在沒有新材料或新視角的情況下,按理說,是不可能一會兒就出一種新觀點,一會兒就有一個新發現的。

畢竟紅學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學術積累,已有眾多優秀學者的參與,常規情況下該發現的問題學者們早就該發現了,也不會留到今天,筆者絕對相信前輩學者的學識和眼光。

所以,對一個真正的紅學家來講,只要有一個新觀點提出來,他應該根據現有的材料和目前的研究狀況,判斷出這是嚴肅的學術探討還是憑空的臆猜。

比如關於《紅樓夢》的著作權問題,一百多年來已不知道有多少人提過,如果沒有新資料的發現,憑現有的材料,對《紅樓夢》著作權的質疑是沒有說服力的。不知道那些提出新說者在向外界公佈自己的重大發現之前,對紅學史上的這類問題的爭論瞭解否。

近些年紅學界的爭論多是圍繞有關作者、版本等實證類問題而進行,筆者注意到,許多紅學考證專著的前面,總要對這類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進行一番不厭其煩的解釋,這種解釋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可以理解為一種“心虛”,按說如果對研究的價值深信不移的話,是沒有必要這樣反復解釋的。

目前的紅學研究雖然人多勢眾,聲勢浩大,但研究的格局不盡合理,用力不均勻,給人以失衡的感覺,尤其是在文本的的解讀與闡釋方面用力不夠。

就紅學研究的歷史而言,研究者用力不均,對文本自身之外的東西關注過多,對作品本身重視不夠,因而這方面的成就也就不大理想,不少論文只是一些欣賞、感想性的文字,缺少厚度和深度,但願今後研究者對作品本身投入更多精力。

與《紅樓夢》關係更為密切的問題,如曹雪芹的生平經歷、曹雪芹的生父何人、脂評的作者何人等未有大的突破,卻在曹雪芹的遠祖身上下如此大的功夫,對這種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筆者是持保留態度的,而且相信持這種態度的遠不止筆者一個。

紅學研究雖在考證方面用力最勤,但取得的成就並不理想,最起碼與付出的勞動不成正比。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材料的可信度問題。

研究《紅樓夢》的材料如脂評、有關曹雪芹及其祖輩的詩文等,到目前為止,還有種種不同的理解,如果只依自己的理解立論而不顧及別人的看法,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會受到別人的質疑。沒有共同的立論基礎,是爭不出什麼結果的。

《紅樓夢》的研究中有索隱一派,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一直有人努力在做,如近些年新出的《紅樓解夢》一書即屬此類,儘管有相當的轟動效應和銷售量,但學術界相信者寥寥,問題就出在這裡,你對材料的理解和別人相差太大,將考證當成破謎和拆字,自然無法使人接受,觀點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

正是這種致命的方法缺陷,儘管索隱派十分賣力,但一直沒有多大影響,很多時候淪為一種茶餘飯後的談資和街頭巷尾的噱頭。

紅學考證中還有一個需要克服的障礙,那就是自傳說的影響。《紅樓夢》中有相當的自傳成分,這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但到底有多大的比重,哪地方是實錄,哪地方是虛構,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並不就是作者的自傳,它是小說,屬藝術作品,其中當然有不少虛構的地方。

道理人人明白,有意思的是,有不少人在做研究時,還是往往不自覺地把《紅樓夢》等同于曹雪芹的自傳,將小說當史傳、當家譜來讀,用外在的史料去和小說中的內容一一對應比附。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怎麼去判明和史料對應的這部分內容一定是寫實而不是虛構,但遺憾的是,似乎很少有人關注和強調這個研究的起點和前提問題。

從研究的實際來看,自傳說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嚴重,這應該引起研究者的警惕。研究的前提有誤,其結論自然也就存在問題。實事求是地講,有相當多的紅學考證文章不同程度的受到自傳說的影響。

其實,這也並非紅學研究領域所特有的問題,在古代文學研究尤其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中,這種問題也比較常見。

以《醒世姻緣傳》的研究為例,關於其作者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屢有論爭,未得定評,1991年和1993年,分別有張清吉先生的《醒世姻緣傳考》和徐複嶺先生的《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相繼出版。

兩本專著的重點都是考證作品的作者問題,但最後的結論卻迥然相反,一個言之鑿鑿地說是丁耀亢,一個口氣堅定地說是賈鳧西,何以如此不同,究其根源,主要是研究的思路有問題,兩人都把小說當作了作者本人的自傳,心裡先存了作者是丁耀亢或賈鳧西的影子,然後,曲解材料,拿書中的內容比附,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就各不相同,難以服人。

其它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的作者考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個問題,特別是《金瓶梅》的作者考證,據說現在研究者已提出八十多位候選人,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這聽起來很熱鬧,似乎《金瓶梅》的研究一派繁榮景象,但喧嘩的背後是研究方法的偏差和失誤。

不要再急於象走馬燈似的提出候選人,該坐下來好好理一理研究思路了,不知那些當局者能否聽得進去。借用一句“文革”時常說的話就是:別光低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



隨著電視、報刊、網路等新聞媒體的發達普及及其在現代生活中日益重大的影響,它們對紅學爭論的介入,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就學術研究本身而言,它無疑是一項寂寞的事業,處於社會生活的邊緣,公眾關心的應該是政治、經濟、法律等切身問題,如果象“文革”時批宋江、讀《紅樓》那樣,舉國上下都去關注古代文學的研究,這個社會的運作肯定不正常。

近些年紅學爭論中各類媒體過多的參與,引起了一些負面效應,給本已喧囂的紅學界又添了不少是非,這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警惕。畢竟新聞記者對專業性強的學術問題瞭解有限,他們的關注點與研究者有較大差異,因此,不能以媒體的態度來作為自己一方可信度的證明,也沒必要借媒體來壯大聲勢。

觀點立論的正確與否,不是靠聲音的大小來決定的,儘管利用媒體造聲勢在短時間內有一定效用。

都是研究《紅樓夢》的同好,都是為了想弄清《紅樓夢》的問題,何以有那麼大火氣,一定要弄得劍拔弩張,充滿火藥味呢?

話再說回來,媒體是面向整個社會公眾的,有很大的社會影響,而且對學術爭論也並不是不能介入,關鍵是如何介入、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如何把握,這絕非客觀、公正四字所能概括。

筆者想在科學普及之外再提出學術普及這個概念,希望能引起應有的注意。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化,一般公眾對學術研究十分隔膜。但是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應該有一定的溝通和瞭解。

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以通俗的方式告訴公眾自己在做什麼,達到與社會的溝通和交流,特別是文學類的研究,它與大眾的聯繫較之其它人文學科還比較多,就更有必要這樣做。

採用的方式可以想到的主要有兩種:

一是由學者撰寫學術普及讀物,介紹本專業領域的有關情況和最新進展。遺憾的是我們的研究者對此不夠重視,比如《紅樓夢》,研究論著層出不窮,以一年幾十部的速度出版,但難以找到一本有品位、可讀性強、面向公眾介紹紅學情況的學術普及讀物。這類讀物比科普讀物更為缺乏。

另一種方式就是以電視、報刊、網路等媒體為仲介,向公眾及時介紹研究動態,研究者似乎也樂於採用這種直接、快捷的方式。

但記者們的職業特點決定了他們喜歡炒作、渲染聲勢的作風,這又往往給研究者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因此,找到一種理想的合作方式就顯得十分重要。

其實,這種工作還是很有意義的,但必須對研究狀況有比較深入的瞭解,有研究者的配合,特別是涉及有爭議的學術問題時,要十分謹慎。

真誠地希望看到這類學術普及性質的著作的出現,如果能成系列當然更好,相信公眾也喜歡看,我們的研究者和公眾之間太需要溝通了。

由媒體的介入還可以引出另外一個話題,那就是學術研究如何對待各種外界因素的干擾,尤其是當這種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帶來經濟效益時。

希望學術研究的品格和純潔性能在市場大潮的衝擊中得以保證,而不要淪為學術搭台,經濟唱戲之類的鬧劇,從而將學術研究庸俗化。

另外,避開鄉土觀念的負面影響對研究的客觀、公正也很重要。

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形態充滿多元的誘惑,對於那些選擇學術研究為職業者來說,尤其需要恪守職業的道德與規範,使學術的品位能夠在轉型期的社會裡繼續保持應有的高格調。

回顧近些年《紅樓夢》研究的“繁榮”局面,其間涉及到如何對待研究資料的收集與運用、研究範式的採用、如何在商業化的社會中堅持學理以及學術研究與學術普及的具體操作等重要學術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未得到很好的解決。

相信這些也都是在當代其它人文學科學術研究領域中需要認真思考和總結的問題。規範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應當是由許多具體細則所構成的一種行為準則。

無標題 無名 ID:IMahATXkNo.59314回報推文

唐德剛的《胡適雜憶》。不得不說,胡適缺少文學細胞,胡適對《紅樓夢》的見解與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對《紅樓夢》的精彩論述相比,真有天壤之別。最後一段,乍讀似乎是褒揚,細讀,發現唐德剛夠損的。

無標題 無名 ID:TIlvu3ysNo.59372回報推文
>>與《紅樓夢》關係更為密切的問題,如曹雪芹的生平經歷、曹雪芹的生父何人、脂評的作者何人等未有大的突破

實際上現在也不很清楚曹雪芹的具體情況

1.在史料中,袁枚雖稱“曹子雪芹”是《紅樓夢》作者,但他說雪芹是曹寅的兒子,而且是少年時在南京作詩很有名的曹寅的嗣子(曹頫)。

2. 稱曹雪芹是作者的讀者都不認識曹雪芹,認識曹雪芹的都沒說他寫過《紅樓夢》,曹雪芹的好友敦誠、敦敏沒說過,好友張宜泉在《傷芹溪居士》等挽詩中兩次鄭重介紹曹雪芹:“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其人工詩善畫”,兩次稱讚他的詩、畫,沒說他會寫小說。

3. 明琳是文獻中曹雪芹的四位關係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他的外甥裕瑞說曹雪芹不是原作者,而是批閱增刪者。“《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敘者,與其家之事蹟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書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他的說法來自于“前輩姻戚”,所以他連曹雪芹的長相以及愛吃燒鵝都知道。

巴比倫與希伯來之戰 無名 ID:Y4VCPDeMNo.59360回報1推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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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 高峰楓

1842年,法國駐摩蘇爾領事博塔(Emile Botta, 1802-1870)開始在伊拉克北部進行考古挖掘,後來在柯薩巴(Khorsabad)一地出土了大批西元前八世紀的古代亞述文物。他將部分文物運回法國,存放在盧浮宮。1845年11月,英國人雷亞德(Austen Henry Layard, 1817-1894)步博塔後塵,在摩蘇爾附近的寧錄德(Nimrud)一地,雇傭當地人展開挖掘,當即就有驚人的發現。他稍後將出土的巨型雕像和部分珍貴文物設法運回英國,入藏大英博物館。

雷亞德的發現在英國引起轟動,成為當時媒體爭相報導的文化事件。他後來寫了考古學歷史上首部暢銷書《尼尼微及其遺跡》(Nineveh and Its Remains, 1849),這本書不僅讓雷亞德瞬間成為名人,也讓他實現了財務自由。但是,由於楔形文字的最終破譯,還要等到1857年前後,所以雷亞德和他助手所發現的楔形文字泥板,始終未能在學術上造成突破。

到了1872年,自學成才的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 1840-1876)在大英博物館所藏的一塊泥板上,發現了古代巴比倫的洪水神話,始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近東考古挖掘,才終於結出學術上的碩果。

史密斯所發現的,正是史詩《吉爾伽美什》的第十一塊泥板。上面記述了神靈要發洪水毀滅人類,而受到神靈青睞的一位英雄,建造了一艘救生船,躲過了這場浩劫。由於故事的細節與挪亞洪水故事高度吻合,所以史密斯不可能不想到一個關鍵問題:巴比倫洪水神話與挪亞方舟的故事,其間存在何種傳承關係?史密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此問題措辭非常謹慎。但隨著專業學者更深入的探討,兩個神話之間的正式對比,已然不可避免。

我舉一部書為例。美國學者弗蘭西斯•布朗(Francis Brown)於1885年出版一書,題為《亞述學在舊約研究中的運用與誤用》(Assyriology: Its Use and Abuse in Old Testament Study)。亞述學作為一門正式學科,剛剛建立不久。而布朗是美國首位教授阿卡德語的學者,當時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執教。他在書中批評了部分學者將考古發現用於護教目的,甚至用了“考古護教論”(Archaeological Apologetics)這樣的字眼。布朗所謂的對亞述學的誤用,還包括忽視新出現的問題:“亞述學不只是站在圈外,向我們解釋聖經。它深入聖經內部,既能解決從前的疑難之處,有時也能暴露令人困惑的新疑問。”(第29頁)他隨即舉出的,就是洪水泥板和聖經故事的例子:

毫無疑問,二者之間有差異,但是其相似處卻相當驚人。如何解釋這些相似之處?二者之間有無文獻傳承的關係?如果有,到底是何種關係?誰依賴誰?或者二者共同依賴一個更早的版本?如果是這樣,那麼哪一個更接近母本?現在看來,亞伯拉罕離開的迦勒底的吾珥(Ur Kasdim)就在巴比倫,這是否能暗示希伯來人獲得這個故事的方式?能否證明在他離開之前,故事已然在巴比倫頗為流行?故事是如何產生的?是創自閃族的巴比倫人,還是他們從阿卡德人那裡借用的?(第32-33頁)

布朗追問兩個傳統之間的關聯,並且意識到這些疑問會帶來更大的問題。凡對比兩個近似的事物,難免會引出誰早誰晚、孰優孰劣的問題。比較洪水故事的兩個版本,有時會升級到對比巴比倫和希伯來這兩種古代文明。布朗提出的這一連串問題,以及他急迫的口吻,都讓人感覺對比研究勢在必行、無可逃遁。而關於洪水故事這個特定話題的討論,很容易推而廣之,引發更具普遍意義的“文明之爭”。

1876年,史密斯出版了《迦勒底創世記》一書,總結了自己的發現和研究結果。這本書當年就被譯為德文,由德國學者弗裡德里希•德力馳(Friedrich Delitzsch, 1850-1922)作序。德譯本的出版也是德力馳積極推動的。現代聖經考據學發軔於德國,重要的德文著作,被源源不斷譯成英文。但在十九世紀的聖經學領域,英文著作譯成德文的卻不多見。一向以學術嚴謹和創新而自雄的德國,如此迅疾地推出德譯本,也可見史密斯的發現所帶來的空前震撼。

德力馳是德國亞述學舉足輕重的人物。考察亞述學在德國的建立和發展,一般以1875年為這門學科的“元年”。這一年,柏林大學增設一“近東語言”教席,以區別于傳統的梵文研究。專精楔形文字的施拉德(Eberhard Schrader, 1836-1908)被聘為教授。施拉德所擔任的教席,名稱中雖無“亞述學”三字,但看他的研究方向和學術成果,稱他為德國亞述學的奠基者,絲毫不為過。他後來出版的《楔形文字銘文與舊約》一書,以出土的巴比倫材料為基礎,闡明了舊約中許多難以索解之處。就在施拉德就職前一年,德力馳成為首位獲得亞述學博士學位者,隨後在萊比錫大學擔任講師。到了1893年,布來斯勞大學(Breslau)設立首個冠以“亞述學”名稱的教席,而德力馳接受聘請,成為德國第一位名副其實的亞述學教授。設立專門的“亞述學”教席,用我國的行話,就是指這個專業不必掛靠東方學,由二級學科升格為一級學科。1899年,施拉德退休,德力馳接班,擔任柏林大學的亞述學教授。由於柏林大學的特殊地位,所以德力馳的身份,若套用我國現行的學術官制,或相當於亞述學的“萊茵河學者”。(有關德國亞述學的學科設置,參見Ursula Wokoeck的German Orientalism: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slam from 1800-1945一書第六章。)

德國勢力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向西亞滲透。標誌性事件是1903年開始修建柏林至巴格達的鐵路,這是當時政治和商業方面的大手筆。就考古而言,德國此前在近東地區完全插不上手。所有開創性的挖掘、驚天動地的發現,都是英法學者的功勞。德國的亞述學研究雖領先,但畢竟擁有的文物極其有限,與盧浮宮和大英博物館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德國正值大國崛起之際,政治上要與英法這些老牌帝國角力,文化和學術上更要追求“預流”、要搶佔制高點。這種與歐洲列強全面競爭的心態,促成德國于1898年建立了“德國東方協會”(Deutsche Orient-Gesellschaft)。創建這個協會,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在近東開展新的挖掘,用新發現的頂級文物填滿柏林博物館,使得德國學者今後的研究不必事事仰人鼻息。

東方協會成立的第二年,德國考古學家考爾德維(Robert Koldewey, 1855-1925)就開始在古代巴比倫遺址展開挖掘。而同一年,德力馳為當時極度暢銷的《柏林畫報》撰文,為這個新機構搖旗呐喊:“尼尼微,亞述國王撒達納帕魯斯(Sardanapalus)——英國的名聲永遠與這些名字相聯。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的都城——和這些名字相聯,有無可能是德國堪任的使命?”既然近東考古已經被提升到“使命”的高度,沒有完成任務的人就會招致批評。1887年,德國組織了一次考古挖掘,但收穫甚微,當時人就譏諷道:“法國人在近東已經收穫了非凡的寶藏。英國人已經探索了亞述。而我們一窮二白。長期以來,我們所擁有的不過是石膏模型而已,象徵性地在博物館裡展示。但不容否認,真跡遠比石膏塑像更有意思。” 德國舉國上下對考古和文物的焦慮,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德力馳在1902年1月13日,開始了題為《巴比倫與聖經》(Babel und Bibel)的講座。這是他三次演講的第一講,聽眾有兩千多人,不僅有各界名流,甚至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也親臨會場。講座的目的是普及亞述學成果,激發民眾對近東考古的熱情。但德力馳沒有預料到,這場公共演講竟會引發一場席捲全國、蔓延到國外的大爭論,後來被稱為“巴比倫與聖經之爭”。這場亞述學所引起的最激烈的爭論,沒有開啟於最早開始挖掘、藏品最豐富的英法兩國,卻爆發於雄心勃勃準備超英趕法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那麼,德力馳到底講了些什麼?他哪些觀點犯了眾怒?

今天我們讀德力馳的第一講,會發現裡面並沒有太多猛料。他開宗明義,指出人們在遙遠、蠻荒的土地,不辭勞苦地挖掘,一切目的,唯在聖經。近東考古將開啟一個新時代,從此以後,巴比倫與聖經會永遠聯繫在一起。從以色列的先祖亞伯拉罕一直到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大衛和所羅門,聖經中只有少量的載記,所以時至今日,我們的頭腦仍受摩西五經的束縛。“而如今,金字塔露出深層,亞述宮殿敞開宮門,帶有自己文獻的以色列人,只是受人尊崇的古老列國中最年輕的成員而已。”德力馳說,聖經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前,乃自成一世界。它記錄的時代,年代下限都是西方古典時代不可企及的。但如今,舊約這堵高牆瞬間坍塌,從東方吹來一股清風,投射出一束強光,照亮了這部古老的經籍。德力馳的開篇略顯抒情,這也合乎公眾演講的規範。

借助剛剛發現的《漢謨拉比法典》片段,德力馳指出,遠在聖經年代之前,西亞已然出現高度發達和成熟的文明。“早在西元前2250年,在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河畔,我們已然發現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法制國家。在這片巴比倫低地,面積與義大利相仿佛,但天然資源異常豐富,經過人類的辛勤耕耘而變成一塊物產豐富的豐饒之地。在基督之前第三個千年,已經存在一個文明,在多方面堪與我們自己的文明相媲美。”也就是說,當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進入迦南時,他們闖入的不是蠻荒之地,而是巴比倫的文明圈。德力馳告訴聽眾,聖經中的度量衡、貨幣、法律完全是巴比倫式的,祭司制度和獻祭方式也無疑受其影響。言下之意,古代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實乃低端文明進入高端文明的領地。他特別談到,舊約所設立的安息日,在巴比倫文明中早有先例。出土材料中有記錄節慶和祭祀的曆表,每月有四天為特殊日子,百姓不得做工,國王不得獻祭,醫生也不得問診。所以,他認為猶太人的安息日來自巴比倫。

第一講中,見不到特別激烈的表述,唯見作者對巴比倫的一腔熱情。對近東文明之古老,德力馳言之鑿鑿,相比之下,希伯來文明不僅晚出,而且其核心要素都是從巴比倫舶來的。被上帝選中的以色列人本是天之驕子,從上帝那裡直接領受了神啟,而現在則降格為巴比倫文明的模仿者。對巴比倫文明的盛讚,對聖經的貶低,在虔誠的基督徒和猶太人聽來,一定很不是滋味。

第一講之後,德力馳被派往近東從事挖掘工作。不承想,今天讀來頗為溫和的演講在當時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而德力馳遠在萬里之外,消息隔絕,國內的喧嘩與騷動,他無從獲悉。一年後他回到柏林,得以集中閱讀那些對他學術、宗教和人身的多重攻擊,德力馳一定是目瞪口呆、肝膽俱裂。當他再度登壇開講時,明顯懷著一腔怨怒,也難怪他提高了調門,直接戳中敵人的痛處。

1903年1月12日,還是在原來的場地,依然面對包括威廉二世的大批聽眾,德力馳以挑釁的方式宣講巴比倫與聖經的關係。他先提到出土文獻可以説明學者明瞭聖經中的部分名物。比如聖經中經常提到一種頭上生角的兇猛動物,一般都理解為羚羊。但根據新材料,方知指的是野牛,和獅子一樣,常常是獵殺的物件。但亞述學對聖經學積極的貢獻,並不是第二講的主旨。這一講開始時,法國考古學家剛剛發現《漢謨拉比法典》的全文,其中羅列的大量法條,與猶太律法頗多重合。德力馳認為以色列的律法不是神授,而明顯是人制定的,而且不論民法還是祭祀法,都深受巴比倫法典的影響。摩西十誡的主體,大都是巴比倫人奉為圭臬的戒律,比如不敬父母、作偽誓、覬覦他人財物這些行為,都是漢謨拉比法典中所要懲罰的。所以巴比倫法典,不僅年代遠早於猶太律法,更是後者所借鑒的模型。

第一講中,德力馳曾提到,在西元前2500年移居巴比倫的閃族遊牧民族中,已出現一些人名,包含El、Jahu等與舊約上帝之名相似的詞。這讓有些神學家深感恐慌,因為這些名字比舊約早了一千多年,顯示當時就已有人崇拜名為Jahu的神。德力馳認為,如果我們相信神的啟示經歷了進化過程,那麼這樣的證據反而應當受到歡迎,因為這說明對耶和華的崇拜已出現在更廣的人群中,不僅僅限於亞伯拉罕的後人。即使對基督教所詬病的古代多神教,德力馳也表現得慷慨大度:

我反復強調巴比倫人的多神教非常粗陋,我也不想掩飾這一點。但是,將蘇美爾人和巴比倫人的眾神以及在詩歌中的描寫,加以膚淺的嘲笑和誇張的諷刺,我也覺得不妥。若有人還這樣譏笑荷馬筆下的眾神,我們也會予以譴責。用木石做成塑像來祭拜神靈,也不能簡簡單單被打發掉。不要忘了,即使聖經在敘述創世時,也會說人“依照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這與經常被強調的上帝乃是“屬靈”完全對立。

這裡,德力馳對巴比倫的宗教傳統予以充分尊重,決不以低等宗教視之。

對比兩個文明的倫理觀念,德力馳發現,以色列不一定高於巴比倫。亞述和巴比倫人的戰爭野蠻而殘酷,但希伯來人征服迦南時,經常將全城人斬盡殺絕。有時,巴比倫人反倒更有人情味。德力馳舉了《吉爾伽美什》的例子。洪水退去之後,躲過這場浩劫的英雄眺望廣闊的海洋,放聲慟哭,因為所有人類都已消亡。但反觀《創世記》,我們在挪亞身上卻找不到對世人的任何憐憫和同情。

此外,在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巴比倫要超越聖經,那就是對待女性的態度。德力馳談到,以色列女性在聖經中始終低人一等:“女性先是父母的財產,後來是丈夫的財產。她是有價值的‘幫手’,在婚姻中,最沉重的家務負擔都壓在她肩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沒有資格主持宗教儀式。”但巴比倫則全然不同。德力馳指出,在漢謨拉比時代,女性已經可以將座椅搬進神廟,法律文書中已出現女性證人的名字。在他看來,對女性的尊重,來自非閃族的蘇美爾人,這是古代以色列人所無法企及的。

通讀第二講,我們發現德力馳實已偏離了原初的設想。他不是在普及亞述學的研究成果,而是一定要讓這兩種傳統捉對廝殺,分出勝負。第一講所引發的批評,把德力馳的火拱起來,所以他有意採用更加激烈、甚至有些挑釁的口吻,抬高巴比倫文明在各方面的成就,貶低聖經的獨創性,還進而批判舊約的道德觀。如此一來,在基督教神學家看來屬於低級、原始、野蠻的巴比倫神話,反而超越舊約;更古的巴比倫文明,一躍而成為更進步、更先進的文明。

由於第二講“悍然”突破了宗教底線,所以招致全國範圍內更猛烈的抨擊。威廉二世雖然自己非常熱愛古代亞述軍事帝國,但迫於形勢,也不得不與德力馳進行切割。第二講之後一個月,他發表了一封致德國東方協會會長的公開信(1903年2月15日),以嚴厲的語氣批評了德力馳在宗教問題上的魯莽孟浪:

我們開展挖掘活動,發佈成果,為的是科學和歷史,不是為了順應或者攻擊宗教假說。……我深感遺憾,德力馳教授有違初衷。根據去年的設想,他的工作是根據東方協會的發現,通過精確核對銘文的譯文,來確定這些材料如何能闡明以色列人民的歷史,或者澄清以色列人的歷史事件、風俗習慣、傳統、政治和法律。換句話說,他本應顯示強大和高度發達的巴比倫文明與以色列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顯示前者如何影響後者、或者如何在後者身上烙下印記。舊約雖以令人反感和極端片面的方式描寫巴比倫人,但德力馳教授本可以挽回巴比倫人的榮譽和名聲。就我的理解而言,這乃是他的初衷……他本應就此止步,不幸的是,他的熱忱推動他繼續前行……他以論戰的口吻討論神啟問題,或多或少否認神啟,或者將其貶低為純粹人類的發展。這是嚴重的錯誤,他碰觸到許多聽眾最內在、最神聖的信念。

威廉二世的這封信,承認亞述學的貢獻,也不反對給巴比倫人正名。但是,亞述歸亞述,聖經歸聖經。或者說,歷史歸歷史,信仰歸信仰,二者不可混淆。亞述學可以幫助闡明聖經,卻不可動搖跳脫於歷史之外的神啟。威廉二世提到,在這兩講中,歷史學家德力馳貿然侵入神學領域,所以才導致這樣的爭議。由於學術普及而引發信仰上的震盪,這當然是當權者不願意看到的。

德國皇帝既已為這場爭論定調,德力馳的影響力不免一落千丈。轉過年來,第三講被安排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時間推遲到10月份,皇帝不再移駕會場,聽眾也少得可憐。德力馳繼續舉例,說明很多聖經觀念和制度並不是以色列人所獨有,比如愛人如己的思想、對社會底層階級的關愛,都可在巴比倫文明中找到先例,甚至耶穌所宣揚的博愛也與巴比倫人相同。但考慮到當時輿論界一邊倒的批評聲音,這一講難免讓人有虎頭蛇尾之感。

向德力馳發難者,不計其數。根據現代學者的統計,第一講之後兩年間,回應他的單篇文章竟然超過一千六百篇,專門駁斥德力馳的小冊子還有近三十本。猶太學者尤其不滿兩講中暴露出的反猶傾向,將這場論爭稱為“泥板之戰”。一方是摩西從上帝手中接過的、刻有十誡的石板,另一方則是佈滿苔蘚、朽壞、文字難以辨識的楔形文字泥板。批評者還紛紛給德力馳起了綽號,稱其為“新巴比倫宗教的使徒”、“巴比倫眾神的旗手”等等。純粹出於宗教義憤而討伐者,占了大多數,而真正在學術上與德力馳旗鼓相當的對手,大概要數赫爾曼•袞克爾(Hermann Gunkel, 1862-1932)。袞克爾是舊約研究的巨擘,他對這場激辯所作的貢獻,是一本語氣平和、頗有見地的小冊子,題為《以色列與巴比倫:巴比倫對於以色列宗教的影響(答德力馳)》。

袞克爾在標題中,反其道而行之,將“以色列”置於“巴比倫”之前,意在扭轉德力馳的觀點。在這本小書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討論洪水故事,既可讓我們瞭解他對這一具體問題的看法,也可推而廣之,見到他對兩種文化的基本立場。對於兩個版本的時間先後,袞克爾的態度非常明確:洪水神話毫無疑問來自巴比倫,這是板上釘釘的事,不必再糾纏。但德力馳只一味強調聖經材料依附於巴比倫,卻沒有研究聖經敘述本身是否具有獨特性。問題在於:若聖經故事源於巴比倫,它是否就因此變得一錢不值?袞克爾從方法論上提出質疑,因為追根溯源還遠遠不夠,更需研究源文本是如何被後起文本改造的。他以歌德的《浮士德》為例,評論道:

如果我們指出民間故事乃是《浮士德》的來源,又有誰會認為歌德作品的價值就降低了呢?恰恰相反,當我們看到他是如何運用這些粗糙的材料,歌德的才智方為人所知。聖經和巴比倫的洪水故事亦複如是。二者簡直是天差地別,表現了截然不同的世界。巴比倫的故事是狂野、怪誕的多神教。神靈勾心鬥角、互相算計,在洪水面前渾身發抖,像狗一樣退縮在天上,像蒼蠅一樣沖向祭品。但聖經故事講的卻是那唯一的上帝,他發動洪水是由於公正的審判,他仁慈地庇護義人。巴比倫的故事有可能會取悅於纖細敏感的現代人,但在聖經敘述中,卻不曾見到主人公對於溺死者的同情。

這裡提到的幾處細節都出自《吉爾伽美什》。當洪水暴發時,巴比倫諸神驚慌失措,逃到天上,詩中寫他們“像狗一樣蜷縮”。洪水消退之後,躲過一劫的英雄在山頂獻祭,神靈聞到祭品的馨香,詩中寫他們“像蒼蠅一樣圍住獻祭者”。這些對神靈不甚恭敬的描寫,被袞克爾用來證明巴比倫多神教的粗鄙,反襯一神教上帝的威儀。

德力馳雖未明言,但其論述有一個預設:一個神話越古、越原始,就越純、越本真。按照這樣的思路,任何晚出的版本都只能是模仿,而模仿即盜版,古本的原創性會大大流失。袞克爾對此則有異議。聖經故事雖晚出,卻絕不是衍生品,而是對巴比倫神話創造性的改寫和化用,是後來居上、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

然而,袞克爾的結論,也未必能服眾。他的判斷標準,就是基督教的一神論無限高於其他宗教的多神論。這一點對袞克爾這一代學者,是天經地義、不言自明的。持此種觀點,那麼巴比倫的神就只能顯得粗鄙、野蠻、甚至猥瑣。袞克爾所舉的狗和蒼蠅兩個比喻,是後代富有基督教情懷的學者最鍾愛的例子,被反反復複引用,以證明巴比倫宗教的低劣。篇幅所限,這裡不能列舉更多的例子。

總之,袞克爾和其他學者,往往以一神論為準繩,視其他宗教為低俗、不開化。這樣的立場,現在來看,就難以成立了。

德力馳在其三講中,高度稱頌巴比倫,極力貶損以色列,這在當時還有特殊的學術背景。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德國亞述學界已出現所謂“泛巴比倫說”(Panbabylonism),認為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源出兩河流域。巴比倫也就成為世界文明的原點和中心。這種思潮也間接影響了中國。法國學者拉克伯裡(T. de Lacouperie)在1894年發表《中國上古文明西源論》(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一書,認為西元前二十三世紀時,巴比倫酋長Nakhunte率族人東遷,輾轉來到陝西、甘肅一帶,最終進入黃河流域。Nakhunte就是黃帝,Sargon則為神農。此說經日本學者的引介而進入中國,清末民初很多著名學者如劉師培、章太炎等均一度相信此說,認為華夏文明源自兩河流域,漢字發端於楔形文字。德力馳認為希伯來文明承襲自巴比倫,也明顯有“泛巴比倫說”的影子。

德力馳以蘇美爾人為雅利安人的祖先,以舊約為巴比倫文明的翻版,將文化優先權從以色列民族手中奪走,這讓猶太學者深感不安,紛紛指責他暴露了反猶主義傾向。面對這樣的譴責,德力馳感到非常委屈。但是,若考察他後來的學術軌跡,我們就會發現,他在1902年至1904年的三次演講中,確實埋下了危險的種子。到了1920年,德力馳出版《大欺騙》一書,直斥希伯來舊約的核心部分乃是後世的偽造,充滿欺誑。他指出,古代以色列的上帝只偏愛以色列人,對外族充滿憎恨,這與基督教無差別、無等級的博愛,不可同日而語。他在書中總結道:

舊約充滿各式各樣的欺騙:乃是錯誤的、不可信、不可靠數字的大雜燴……舊約經常將矛盾的細節甚至充滿矛盾的整段故事、非歷史的虛構、傳說和民間故事混合在一處。一言以蔽之,這是一部充滿有意和無意欺騙的書,是一部非常危險的書,使用時必須格外小心。我重複一下:舊約各卷……在所有方面都是一部相對晚出、模糊不清的材料,從《創世記》的首章一直到《歷代志》末章,都是一部有宣傳目的的文獻。

舊約既然是充滿謊言的宣傳,那麼將舊約作為神學的研究物件,就應該被廢止。德力馳主張,舊約應該完全交予東方學研究和宗教史這些世俗學科,而且神學系學生無需學習希伯來文,因為這完全是浪費時間。德力馳的這一看法,完全承襲了德國宗教界自路德開始的對舊約的系統貶低和批判,後來納粹試圖從德國文化生活中清除舊約和猶太影響,也可部分視為這一思想傳統產生的政治後果。

回顧德力馳引發的這場爭論,我們發現,考古領域中的大國爭霸,是其國際政治背景。亞述學獲得獨立的學科地位,“泛巴比倫說”在年輕一代亞述學家中風行,這可算作爭論爆發的學術和思想基礎。德力馳被裹挾進一場毫無預兆的輿論風暴,使得這場爭論似乎帶有偶然性。平心而論,德力馳在第一講中,抬高巴比倫來貶抑聖經的想法,雖有暗示,卻無明確表露。直到他被激怒,在第二講中施出殺手鐧來重創對手,他的觀點才得到強化。如果舊約的核心故事來自巴比倫,那麼聖經的源頭就不再是上帝的昭示,而是歷史遠比猶太民族更為悠久的另一民族。換言之,舊約的源頭不再是神,而是人。聖經也就不是神啟的記錄,而是神話的改版。

不管“巴比倫與聖經”這場爭論的背後有多少複雜因素,德力馳畢竟以尖銳的方式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巴比倫和希伯來這兩個傳統,孰先孰後?孰優孰劣?誰是原創,誰是模仿?為回答這個問題,各方學者依照自己信仰和宗教情感的強弱,依照各自的專業和治學方法,給出了大相徑庭的回答。拉丁教父德爾圖良(Tertullian)在二世紀時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問題——“雅典與耶路撒冷何干?”,凝練地表達了早期基督教與古典文化之間的衝突。而德力馳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改換為“希伯來與巴比倫何干?”,來追問聖經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之間的關聯。基督教或許已經成功解決了與希臘羅馬文化之間的關係,雅典和耶路撒冷早已停戰。但巴比倫與希伯來之戰,對1902年的德力馳來說,卻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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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h¥¥¥ihu.com/question/288560172/answer/469550245

1 英語是一種很保守的日爾曼語言(在音系方面)
迫真論證一下。
從輔音音系上來說,英語沒有發生大陸諸日爾曼語中常見的 θ>t 和 ð>d 音變,據我所知僅冰島語和English languages 中還同時保留了這兩個擦音(冰島語的/ð/主要來自PGmc的詞中*đ和/θ/在母音後的濁化, 英語/ð/則是來自/θ/的濁化)。還有近音/w/,這裡指繼承自PGmc的/w/,在日爾曼語也很罕見,甚至在歐洲語言中都不多見,大趨勢是把/w/變成/v/或/ʋ/。有些英語方言甚至還區分/ʍ/(寫作wh)和/w/。
這些就足夠傲視群雄了,乃至跟德語什麼的比都是欺負人。比如看高地德語的一系列輔音遷移: /t/>/s/ 英 water 德 Wasser,/t/>/ts/(寫作z) 英 tide 德 Zeit,/k/>/x/ 英 book 德 Buch, /p/>/f/ 英 ship 德 Schiff,/p/>/pf/ 英 apple 德 Apfel,/d/>/t/ 英 day 德 Tag,這是標準德語,在南方部分地區的高地德語變體還有更多輔音遷移 比如/b/>/p/, /k/>/kx/ 等等。
只是現代英語丟失了一個中古英語的/x/,這倒是,emmmm
至於母音,由於母音大遷移和母音弱化這些永恆的黑點,英語成了很多語言教材開頭自吹自擂時的攻擊物件,看 我們Italiano 我們Deutsch 我們Español 我們Dansk(滾,沒你份)跟英語比起來,拼讀一致得多。
母音遷移其實無外乎長元音高化(/ε://e:/>/i:/ , /o:/>/u:/),長高母音裂化(/i:/>/ai/, /u:/>/au/ /ɔː/>/ou/ ),短母音低化(/ʊ/>/ʌ/),單母音化(/aw/>/ɔː/,雙母音由off-glide變on-glide(/eu/>/ju/)等等,母音在 dark L 和 coda r 前音色發生變化,這些本來也是其他語言中常見的語音現象,比如在德語的不同歷史時期中也存在。例如母音(除了e)在非重音位置弱化是德語中過去發生的,而在英語中是正在進行的。只是英語這種急劇變化都集中在一起,而且在正字法大體確立之後發生。
其它方面,因為維京入侵影響導致語法體系大幅簡化,因為維京人的後代諾曼人入侵導致古英語詞彙被大量替換,就不多說了。

2 法語的保守性
法語野雞嗎,其實我不懂野雞是什麼意思,如果指語音不規則變化,那在我看來他們舉的很多例子是規則變化。如果是指劇烈變化,其實很多語言的在同樣時間的演進歷史中語音變化比法語更劇烈。只是缺乏法語的演化跟其它羅曼語比就看起來比較任性了,尤其義大利語這種語音發展過於保守的語言。需要注意語音演化進程中是不會對某種所謂的“原型”保留記憶的,很多人眼中“匪夷所思的音變”其實每一步都是合理的,只是缺少中間記錄。
跟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典範羅曼語”如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比起來,法語最顯著的特點是音節的丟失,這主要由於母音之間濁塞音消失,先經歷了類似西班牙語中濁塞音變濁擦音再到近音,近音發音已經很弱離徹底消失不遠了,此完整過程也見於愛爾蘭語。還有後重讀音節的失去,類似日爾曼語尾音節母音的丟失。相似的還有歐洲葡萄牙語,其尾音-o和-a在口語中弱化和清化的近乎聽不見。
-o詞幹尾音的丟失在印歐語系中是常態,保留下來才是比較少見的。-a詞幹在法語中變為 silent e,但是這個 silent e 並非完全不發音,在強調時,以及前後構成CeCC 結構中,又會念成/ə/。
正如標題,法語也有比其他羅曼語保守的地方,以西班牙語為例,有/lj/>/ʎ/>/j/>/dʒ/>/ʒ/>/ʃ/>/x/這樣的鬼畜音變,而法語在很長一段時間保留了/ʎ/,只是後來變成了/j/,舉例 拉 filia 西 hija /ixa/ 法 fille /fij/,同理西語/j/>>/x/ 。西班牙語還有/f/>/h/,例子同 hija。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以及葡萄牙語 Cl 型輔音綴都發生了變化,而法語保留完好, 例如 拉 clamare 意 chiamare 西 llamar 葡 chamar 法 clamer,拉 plovere 意 piovere 西 llover 葡 chover 法 pleuvoir。
另外在歷史上,高盧-伊比利亞的羅曼語雙母音au成為單母音o要晚于義大利地區羅曼語,還有古法語尚維持通俗拉丁語的 nominative-oblique 型變格時,古義大利語早已失去變格。

3語言失去形態變化,語法趨簡變成分析語是大勢所趨嗎
不能這麼說,雖然大部分印歐語都在逐漸減少和失去屈折變化,而英語作為形態變化最簡化的印歐語的全球普及加深了人的這種印象。但是要知道英語的普及是經濟 文化 軍事 政治等因素決定的,並不是它語言類型的勝利。
只能說語言有可能減少/失去形態變化,有可能保持形態變化,也有可能形成新的形態變化。
例如古典拉丁語的屈折將來時,第一第二變位是由詞幹+bo (<PIE *bhuH-)形成的,其他變位由原PIE虛擬式構成,而這種將來時在通俗拉丁語中被 inf+habere 這種分析型結構代替,但是在各羅曼語中habere和動詞結合形成新的屈折將來時。
還有原始斯拉夫語的形容詞本來已經失去原PIE變格(就是俄語形容詞短尾形式),但是詞尾又粘附了代詞*jь形成限定式形容詞重新獲得變格,類似還有原始日爾曼語的形容詞使用代詞詞尾形成所謂強變化形容詞和鼻音詞尾的弱變化形容詞。
現代印度雅利安語中,比如僧伽羅語在失去了古印度雅利安語變格後,又通過粘附後置介詞形成新的變格
這些是失去舊形態變化又補充了新形態變化的例子,共同特徵是一種後置的獨立成分粘附于詞後形成形態變化的詞尾,PIE也有可能是通過類似過程形成屈折詞尾。
再例如原始烏拉爾語6格到現代芬蘭語15格,不減反增。
英語等語言在失去舊的形態變化後並沒有形成新的來補充,而是把承載相關語法意義的功能轉移到了句法和介詞,詞法簡化句法複雜了,也僅僅是語言的一種選擇,並不是必然的,誰知道再過幾百上千年英語不會形成新的形態變化。
這個問題還伴隨著經常在網上被爭論的哪種語言或者語言類型最 "先進”和“優越“,關於哪種語言和語言類型先進的討論在歐洲語言學界幾個世紀前都說爛了,總的來說能給出肯定答案的都是黑屁。豐富的形態變化並非如某些人所想使語言一定更“精確”和“嚴謹”,也不是如某些知乎答主說的純粹就是原始人思維的殘餘(解釋不了case gaining 型語言)
暫時就說這麼多,以後想到什麼再寫

(゚∀゚)<: 網路中文討論有這樣的文章,不錯 (ekRG5N1M 18/08/29 04:42)
無標題 無名 ID:OumYIaxgNo.59359回報推文

這裡有一個對於英文發音很有趣的講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zWWp0akUU


無標題 無名 ID:AtXNrGCYNo.59098回報推文回應

www.zh##ihu.com/question/280711075/answer/458690453

我就隨便說一些金朝的冷知識吧(其實九成的金朝知識都很冷),不定期更新:

1,金朝九位皇帝,只有一位是父死子繼,而且沒有一次嫡長子繼位,總共發生三次政變和一次逼宮,九位皇帝有四個不得善終,一個死後被貶為庶人,兩個貶為藩王,如果算上倒楣的完顏承麟那就是五個。太宗一系的子孫在政治鬥爭中幾乎全滅;

2,金朝冊封東北的森林為“護國嘉蔭神侯”,不知道今天黑龍江省嘉蔭縣的地名來歷有沒有關係;

3,不要簡單的以漢族朝廷的形式來套早期金朝的關係,各位首領都在各自的轄區裡面有絕對的權力,比如完顏宗幹在遼陽,完顏宗翰在大同,完顏撻懶在山東。我就娶這麼一個例子吧,根據洪浩記載:完顏宗幹擔任都元帥期間,都元帥府不在朝廷,而設到了遼陽,國人稱呼真朝廷為西朝,稱呼都元帥府為東朝;

4,金朝最初造反的時候,並不打算徹底滅亡遼朝,而雙方有長期的談判,金朝打算複製一個澶淵之盟,與遼朝結為兄弟,分庭抗禮,而北宋交來的歲幣哥倆平分;

5,金朝那種部落制度的余續非常明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進燕京,燕京人很識相的拿出了皇帝用的禦傘黃蓋,結果完顏阿骨打不高興的表示:我們有這麼多人,你拿一個傘怎麼夠?

6,金朝初年的宮室也非常簡陋,馬擴記載,完顏阿骨打稱帝之後,只是在家裡面多放了一對黃色椅子;洪浩記載,金朝君臣一塊在拉林河裡面游泳,互相搓背,平民殺了一隻雞,就跑到路上攔下皇帝來家裡做客吃飯。滅亡北宋之後,金熙宗打獵的時候,還是君臣一塊兒騎馬賓士搶人頭,讓後來的漢族臣子震驚;

7,當然,後來的打獵制度就越來越規範化了,金朝繼承了契丹皇帝的傳統,也有春水秋山的習慣:春夏到草原打天鵝,冬天到郊外去冬獵,金世宗時期的慣例,打下的第一隻天鵝要到宗廟社稷前報喜,也就是“薦山陵”,之後把羽毛拔掉,別在各位臣子的耳朵上,然後群臣喝酒獻詩;

8,打天鵝的時候需要用一種獵鷹“海東青”,這種神駿的鷹是女真特產,在遼朝的時候就被契丹貴族視為珍品,過度索取鷹也是女真反遼的動機之一。“海東青撲天鵝”是遼金服飾、玉佩常用的花紋圖案,既符合女真人的生活場景,又蘊含了他們以小博大,以強擊弱的政治抱負;

9,翰林獻詩的戲碼在金朝很常見,金熙宗開始,女真皇帝的漢化教養都很不錯,所以翰林學士有一個不錯的文采可以在金朝皇帝面前博得好感,否則的話就仕途堪憂。金章宗時候的狀元王澤不學詩,恰好南宋使臣進貢枇杷,金章宗下令群臣獻詩,王澤非常驚恐的對答說微臣不認識枇杷子,狀元呂造也不會作詩,重陽節那一天,金章宗下令翰林作詩,他憋了半天憋出來一句“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傳為笑談,世人目曰:“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10,還是那位呂造兄弟,可不要輕看他們家,這個家族是在遼金時期鼎鼎有名的東平呂氏,祖先在山東,五代的時候遷居幽州,隨後在遼朝一飛沖天,成為大政治家族之一,金朝時期先後七代人為官,呂造的父親和叔叔都是狀元(不只是進士,而是實打實的狀元);

11,狀元也是要分類的,金朝最初沒有統一的科舉制度,甚至任由各地的統帥在各自轄區內自行舉行科舉考試,金熙宗時期形成的南北選制度,南選又是北宋的科舉方式,以經義為主;北選就是以遼朝的科舉方式,詞賦為主,北選錄取名額多於南選,這反映了當時朝廷內部,舊遼漢臣和舊宋漢臣之間的力量對比,完顏宗幹更加信任遼臣,而大名鼎鼎的金兀術完顏宗弼喜歡宋臣,完顏宗幹倒臺之後,金兀術發動了皇統黨獄,放逐了大批遼臣,改變了朝廷上的力量對比,最後在海陵王時期南北兩選合一;

12,等到金世宗時期,制度已經比較成熟,最為炙手可熱的是(詞賦)進士科和經義科,金世宗為了保存女真文化,又特意增加了女真進士科(又名策論進士科)。這項科目既允許女真人用女真語參加,與詞賦進士區別在於,詞賦進士科要考一策、一論、一詞賦,而女真進士科僅僅考策和論(女真語也沒有辦法作詩作詞);

13,女真語無法作詩,但是契丹語卻可以,也正是這個原因,金世宗曾經向丞相完顏守道抱怨過:“我近日看了幾首契丹語的詩,寫的很好,不輸漢詩。可是咱們女真語卻沒有辦法作詩,恐怕後人會笑話。”完顏守道回答說:“料想漢語創造之初,也沒有如此多的文采,是由於歷代聖賢提舉修飾而成的,陛下只要在女真人中廣泛推行女真語,再加上聖賢的教化,女真語也會變得完備。”

14,除去這三門進士科之外,還有兩門舉人科(這兩門科目考中的人稱為舉人,而詞賦、經義、策論考中的人稱為進士),這兩門科目就是神童科和法科。最早在唐玄宗的時候就曾經選拔過神童,金朝將這一制度規範化,全國普遍的搞神童考試,但是效果相當一般。金朝末年的文壇盟主元好問曾經說,國家選拔了上百年的神童,而真正選出來的只有麻九疇一個;

15,當然也不要隨便貶低神童科這種模式,由於神童科做官的路子遠不如進士,所以如果真的是神童的話,長大之後大有可能接著去考進士科,不由神童的路子做官。法科的情況也很類似,金朝似乎很喜歡以法治人,朝廷各部門各單位都設立知法、檢法,檢查政府的工作是否符合規範程式,科舉考試也必須進行法律知識問答,當然,在某些人眼裡,這叫重用胥吏,苛責士人;

16,神童科做官的路子不如進士,最大的原因就在於不能免除差使。開始是在金元時期特有的遷轉制度,由於僧多粥少,人多位置少,很多官員在擔任一任職事官之後,再擔任一任差使官,所謂的差使官又名監當官,大多和收稅,倉儲,運輸有關,在相同品級的情況下要低於職事官。差使也是有規定的,有“一除一差”(擔任一任職事官,就要再擔任一任監當官),也有兩除一差(擔任兩屆職事官再擔任監當官),而進士科出身的人就能免除差使,一路高升,所以在做官條件上遠遠好於科舉的其他科目;

17,科學考試出身做官,會被註冊為文資,與此相對應的還有武資,此外還有太醫、教坊、欽天、內侍四種官資,這四種也叫“雜班”,武資與雜班合稱“右職”。按照金代的規定,做官的只有進士出身和軍功出身才能夠免除差事,所以有雲“文資以進士為優,右職以軍功為優”,所以想要在金代做官的話,要麼努力讀書,要麼拼命打仗;

18,有的時候,皇帝會下詔免除一些人的差使,讓他們得到破格提拔,有時候大臣也會偷偷照顧自己人。金章宗時期,痕都被提拔,遭到完顏承暉駁回,在皇帝面前公然揭老底:“痕都是宰執徒單鎰的外甥,這是走後門!”所以說,不要把古代王朝想像的太美好,努力讀書拼命打仗也不如拼爹的呀;

19,這裡面不得不提一句,徒單鎰本人倒是努力讀書起來的——他就是金世宗設立女真進士科之後的第一屆狀元,官至丞相,曾經向衛紹王晰出過很多抵禦蒙古入侵的好建議,但是幾乎都沒有被採納,後來在蒙古第一次進攻中都期間因病去世;

20,而那位完顏承暉,主要是金朝末年有名的賢臣,金宣宗遷都開封之後,由他留守中都,城破前服毒自盡。(順便提一下,這個人是蘇軾的大粉絲)

21,金朝的文人都很喜歡蘇軾,並且將金朝文派是為蘇軾豪放派延續,是韓愈發起的古文運動的集大成者,而在政治上,金朝的皇帝喜歡司馬光,金熙宗曾經送給完顏亮一副司馬公的畫像,鼓勵完顏亮像司馬光那樣做賢臣;根據日本的史學家外山氏研究,靖康之變之後,金朝一度有意讓司馬光的侄孫司馬朴擔任皇帝,但是被他拒絕了;十幾年之後的紹興議和,金朝使臣還冷不丁的提出,讓趙構重用司馬光的子孫;(司馬光:我不是,我沒有,別瞎說啊。)

22,完顏亮被鼓勵當司馬光,但是他顯然更希望當司馬懿,幾年後,他在一次政變中殺死皇帝金熙宗,即位稱帝,值得一提的是,各路正史野史裡面多認為他跟金熙宗的皇后——悼平皇后裴滿氏關係不清不楚,而裴滿氏忽然暴死于宮中,是他政變的直接動因。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依據,金熙宗送司馬光畫像是因為完顏亮的生日,而此時裴滿氏卻也單獨贈送了禮物,這讓金熙宗心中非常生疑,然後做出了一個非常有邏輯的舉動:把負責送畫像的侍臣打了一頓。這個被打的倒楣蛋大興國,就是後來完顏亮殺金熙宗時負責帶路的;

23,大興國姓大,這說明他很有可能是渤海人,早在金太祖時期,為了對遼統一戰線,就曾經高喊過“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渤海人在金朝一直享有比較特殊的地位,甚至可以說類似於遼朝契丹人和奚人的關係,第一位進入尚書省的非女真人就是渤海人大㚖(音搞)。渤海人漢化比較早,早在唐代就建立了昌盛的渤海國,他們加入女真統治集團,是金朝建國的一大助力,金世宗的母親也是渤海人,舅舅李石官至丞相;

24,金世宗是金朝最負賢名的皇帝,但是也是民族歧視最為深重的皇帝,也是極少數敢於把民族歧視赤裸裸的講出來的皇帝,公開宣佈女真人和漢人本非一家,公開宣稱契丹人桀驁難治,同時也公開宣佈渤海人沒有擁戴他稱帝,還把胡裡改人視為非女真。除此之外,這哥們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地圖炮:燕人詭隨。

25,詭隨,就是說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與此同時卻誇獎南人(金朝人最早將燕京、大同這些原來遼朝統治區的漢人稱為漢兒,而把河北,山東,河南,河東、陝西這些原來北宋統治地區的漢人稱為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複一人諫之,甚可尚也。”不過金世宗不是第一個對燕人開地圖炮的,早在當年馬植就曾經如此評價燕雲人;

26,地圖炮是我國人民的光榮傳統,金世宗之前,完顏宗弼也曾經評價南宋人“江南人心奸狡”,而且這還是在他的遺書裡面說的。完顏宗弼在這篇遺書裡面提出了對南宋的戰略,現階段是敵不動我不動,以對峙為主,牢牢抓住徽欽二帝的王牌,鞏固對已佔領區的統治。江南人不喜歡提高賦稅,敵人如果北伐,國內一定有叛亂,而敵軍如果不北伐的話,南軍會漸漸衰老,而我們的統治會漸漸鞏固,變得強大,可以說完顏宗弼的分析還是有一些靠譜的。

27,完顏宗弼還在這裡面提到了攀科技樹的問題,仿製了宋軍的神臂弓和重斧,想當年,在漢中作戰的時候,金軍的鐵甲步兵被吳階、吳璘兄弟的“駐隊矢”射出屎來,那一系列慘敗給了完顏宗弼太可怕的印象,後來金朝也有了自己的弩,並且建立了精銳的弩手部隊“威捷軍”,這支軍隊直屬宣徽院拱衛直,選取身高六尺、能踏三石弩、六箭都能上靶,兩箭中紅心的人組成,等到開禧北伐的時候,南宋的武學生華岳還吐槽南宋的弩箭品質沒有金朝的好,南宋的弩箭杆都是用竹子做的,而金朝的弩箭杆是用柳木做的;

28,除此之外,華嶽還比較了金朝和南宋的騎兵馬具,認為南宋的馬鞍品質不好,重心偏後,很容易磨傷壓壞馬臀,而金朝的馬具則製作的非常結實,上下得宜;南宋的馬甲實在太長,使戰馬變得笨重,而金朝人的馬甲只到了馬腹,下面則是用布製作的,也能夠很好的防箭;

29,開禧北伐期間,金朝的第一任主帥為名將世家僕散揆,病死揚州(揚州真的好可怕),第二人是完顏宗浩,病死在開封,第三任為完顏匡,金軍三易主帥,宋軍依舊不能勝;但是這也使得金軍無法擴大戰果,要知道金章宗原本野心勃勃的認為,長江以北應該屬於金朝了;

30,三個人這麼快病死的一個原因在於他們也都很老了,完顏宗浩當時已經是左丞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卻還得強撐著老身子骨去開封指揮軍隊,不死才是沒天理的事情;相比而言,另一位死在揚州的金朝主帥則非常年輕,他就是海陵王完顏亮,金朝歷史上三次攻克揚州,第一次是完顏宗弼指揮的,據傳說就是那一次把趙構嚇到不舉;第二位是海陵王完顏亮,進入揚州的當天晚上就被政變的軍隊殺死;第三位就是倒楣的僕散揆;

31,完顏宗浩曾經和參知政事賈鉉一起曾對金章宗說過:“國家經費,惟賴鹽課。”金章宗時期國家一年收入兩千萬貫左右,其中鹽稅1077萬貫;

32,稅收主要分為四部分:農業稅、物力錢、榷稅、雜稅,稅額都非常低,元朝人對於金朝的稅收政策非常不屑:平時不好好收稅,等到出事了開始猛力搜刮,既沒有讓百姓安居樂業,也沒有讓國家獲得充足的財富,最後還落得一個殘暴的名聲;

33,金朝農業稅繼承了唐代以來的兩稅法,分為夏秋兩稅,夏稅每畝取麥三合,秋稅每畝取粟五升,這個稅率顯然非常低,按照記載,河南地區平均每畝產麥一石,稅率僅為0.3%;物力錢則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將居民的財產徵收財產稅,在金朝,奴婢也算是財產之一,所以擁有奴婢的人每年要交奴婢的物力錢;榷稅是國家的專賣商稅,金朝對十種物資實行國家專賣制度,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酒、茶、鹽、鐵等;

34,金朝位於北方,沒有產茶的地區,所以對茶葉的需求全部要從南宋進口滿足,女真統治者不懂得茶葉的生理功能,認為飲茶是奢侈的風俗,規定只有七品以上官員方得飲茶,以便減少進口。但是民間飲茶之風非常興盛,河南陝西每年消耗茶葉花費30萬兩銀子;

35,這幫沒文化的人還提出過建議:茶葉是生長在南宋土地上的草芽,不應該交換我中國的布帛這樣有用的東西,但是北方的鹽是從鹵水中弄出來的,取之不竭,乾脆用這個東西換茶好了;

36,一份榷場記錄:泗州榷場每年進口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幹三百個、蘇木千斤、溫柑七千個、橘子八千個、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無算。榷場是在兩國邊界設立的交易場所,在宋金邊界有14個,金夏邊界有三個(多次改變);

37,南宋每年都要給金朝歲幣,紹興議和之後是20萬,隆興北伐之後是15萬,而開禧議和之後是25萬,但是這筆錢對於金朝財政基本上沒有改善作用,因為按照慣例,每年的歲幣以及戰爭後宋朝的賠償都要以賞賜的形式交給軍隊;

38,南宋開禧北伐的時候,金軍的真正主力部隊事實上是乣軍,是不是不認識這個“乣”字?歷史學家們也在討論這個字究竟該念什麼,蒙古人稱乣軍為竹因歹,所以這個字大概念竹或者九,這支軍隊是由金朝北方邊境的遊牧部落組成的,具備有一定的戰鬥力,金朝驅使他們打仗,卻又不給足夠的賞賜,等到蒙古崛起之後,這些人紛紛投靠鐵木真;

39,在鐵木真進攻的時候,金朝內部也不安寧,在山東爆發了大規模的紅襖軍起義。紅襖軍起義的直接動因在於金朝統治者的殘酷壓迫,金朝佔據中原之後,將大量的女的人遷居中原,但是並不住在城市之內,而是散居鄉間,自己修建小型的殖民堡壘,結村結寨而居,為了維持他們的生存,金朝統治者不斷掠奪漢族農民的好地,交給他們耕種,這被稱之為括地。金朝最後一次括地發生在金章宗時期的山東,主持者正是上文提到的賈鉉;

40,括地嚴重傷害了漢族平民的感情,造成了尖銳的對立,屯田軍戶(女真戶)與漢民之間屢有爭鬥,金章宗泰和六年,金朝終於決定徹底放開婚姻,允許女真人與漢人通婚;

41,說到底,猛安謀克戶才是金朝皇帝的心肝寶貝,完顏阿骨打建國之前,就對統轄的女真人進行劃分,每3000戶為一個猛安,300戶為一個謀克,猛安就是“千”的意思,而謀克的意思是“氏族”,在猛安之上又設立了忒母(萬戶),忒母上面又設立了都統(等同于軍帥),並且在滅遼戰爭之中不斷的將新佔領區的居民劃進這一體制內,組建一個又一個的都統路,此外,契丹人130戶組成一個謀克,漢人65戶組成一個謀克,這是金朝女真人的基本制度,所有女真人均來自于猛安謀克當中。打到燕京之後,當地人不再願意接受這種原始的軍政合一的制度,金朝設立樞密院來統治這一地區,依舊依照州縣來治理漢人,再後來,隨著北宋的滅亡,金朝也逐漸採納了使用州縣治理國家的方略;

42,然而,猛安謀克制度不但沒有廢除,反而得到了擴張,大量的猛安謀克戶被遷移至中原地區進行屯墾,以鞏固金朝的基層統治,他們不居住在城市內,而是散落在鄉野間,猛安謀克不接受當地州縣的治理,猛安首長的職責相當於州刺史,謀克等同于縣令,他們則直接隸屬於各地的統軍司和招討司,除去猛安謀克戶,對他們還有一個更通用的稱呼:軍戶。這一點上,不得不說,金朝的軍戶和明朝的確實很像,職責和待遇也基本類似,區別在於金朝的軍戶是上等人,明朝的軍戶是下等人。事實上,從金朝的猛安謀克,到元朝的達魯花赤,明朝的衛所,清代的八旗,中國開始了長達1000年的“世兵制度時代”;

43,既然是屯墾,自然要種地,但是女真人的種地技術遠遠比不上漢人,經常依靠賣地賣奴婢過活,熱衷於飲酒享樂,為此,金朝歷代皇帝操碎了心,海陵王禁止女真人在農忙時節飲酒,金世宗禁止女真人將土地租給農戶耕種,禁止買賣奴婢,核定全國的猛安謀克戶口,不足四個人的由國家發一名奴婢補齊,按人頭分配好土地必須自己耕種;

44,正如大家所見,女真人農忙時節飲酒是被禁止的,官員也禁止在正月外飲酒,這都是金朝的禁酒令,但是,就連FBI和克格勃都做不到的事情,海陵王怎麼可能做到,民間依舊飲酒成風,順便一提,海陵王時期,前來朝賀的南宋、西夏、高麗三國使臣聚集在一起喝酒被抓包,所以沒有得到皇帝的接見就各自回家了;

45,禁酒令還有另外一層:禁止私自釀酒,因為金代的酒是專賣的,由國家釀造並且定價售賣,從中收取利益。禁止私自釀酒的工作由轉運司負責,但是效果不算很好;金世宗時期,由於國家釀酒品質太差,決定推行首都大興府的經驗,改酒專賣為曲專賣;

46,金朝的稅收、專賣有各地轉運司負責,稅收機構與行政級別無關,而與當地的稅額有關,轉運司在中都成立都曲使司,在收入達到3萬貫以上的地區設立酒使司,3萬以下的設立院務,所以我們能夠猜出來,金朝喝酒第一名的是中都,而第二名的是真定府,甚至高於開封府。一般而言,在稅額不是很高的地方,負責酒醋專賣的院務和負責徵收商稅的商稅司一般合二為一,在邊境地區,又和負責外貿的榷場和三為一,總之,有關商稅的幾個機構都是儘量合併的;

47,金朝的商稅也有專門的商稅司,一般和專賣的酒醋使司合併(但是在首都中都,各司的機構都是分開的),按照金朝的規定,各種貨物的商稅以三分徵稅(3%),唯獨金銀的徵稅是一分(1%),這是為了鼓勵人們把金銀拿到市場上去流通,緩解金朝貨幣不足的狀況,曾經有人建議提高金銀的徵稅,與其他貨物相統一,但也因為這個理由而被否決;

48,獨特的是礦稅,北宋實行的是王安石的二八稅法,收取20%的礦稅,金朝有於金屬不足,金世宗降低為五分徵稅,銅礦免稅,後來又宣佈金銀礦免稅,最後宣佈山澤礦冶民眾共用,任憑開採不再徵稅;但是幾年之後又再度禁止民眾開採,最後終於決定實行射買制度,也就是承包制,由政府招標,讓富豪大戶們承包礦場,之後雇傭普通人去采煉,政府在其中不收稅(金朝政府更加在意有多少金屬被冶煉出來,至於那點稅收還真不在意);

49,金世宗這麼做是有原因的,當年他為了鑄造銅錢,在山西設立三個錢監負責采銅,每年能住14萬貫的銅錢,而花費為80萬貫,鑄錢比燒錢還可怕;

50,金朝也是修長城的,一般被稱為界壕,從黑龍江齊齊哈爾蜿蜒到內蒙古中部,此外,金朝早期修建有中國最北的長城,大致在外蒙古克魯倫河一帶,這條長城絕大部分位於外蒙古,負責人是金朝早期將領婆盧火;

51,婆盧火屬於女真部族老兄弟,後來一直鎮守北方邊界,駐地在泰州(不是江蘇那個泰州,位於今天的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統帥烏古迪烈統軍司,維持著金朝的大興安嶺以西的疆土防線,防備蒙兀部族;這個烏古迪烈統軍司後來被改組為東北路招討司,成為了金朝的六大軍區之一:金朝在北方設立三個招討司,在南方設立三個統軍司,統率全國的女真軍戶和部族武裝,三個招討司是東北路招討司,西北路招討司,西南路招討司,三個統軍司是山東路統軍司,河南路統軍司,陝西路統軍司;

52,北方的三個招討司,雖然名字叫做東北、西北、西南,但是只有東北路招討司的名字算是叫對了,西北路和西南路招討司是直接繼承遼朝的,所以這個西北和西南是遼朝的西北西南,由於金朝不能控制遼朝的西北,所以西北路招討司最後退守到西南路招討司附近了,兩個招討司是挨著的;不能控制的正是草原上的各個部落,其中尤其以蒙古的合不勒可汗為甚,金熙宗曾經出兵8萬征討他,但是卻大敗而返,不得不割讓72團寨,後來趁著蒙古內亂的時候,逼迫蒙古臣服於自己,但是過了幾十年後,蒙古還是再度崛起了,最後滅亡金朝;

53,蒙古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金朝征討塔塔爾部,負責這項事業的是大臣完顏襄,此人後來官居左丞相,最為擅長“養相體”,這是金朝高官人浮於事的表現之一,從來不主動發言,從來不表達意見,從來不沒事兒找事兒,遇到事情首先問其他各位大臣都怎麼說啊?彙報完一遍之後表態“從某議”,就聽某某某說的辦吧;

54,不過這位從來不表態的完顏襄,當年卻在禮儀之爭中表態了,這次爭端發生在金章宗年間,為了確定不同民族官員相遇應該用哪個民族的禮儀,身穿公服的時候使用漢禮,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身穿便服的時候呢?大部分大臣主張身穿便服的時候各自用本族禮儀,漢人作揖,女真人撒速,但是包括完顏襄在內的幾名官員主張便服的時候全都使用女真禮儀,最後獲得了金章宗的同意;

55,女真貴族經常有不學無術的,金宣宗遷都開封之後,覺得朝政混亂,非常不滿的對丞相僕散七斤說:“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回答不上來,退朝之後對郎官們發脾氣:“皇上問我紀綱在哪裡,你們何曾帶此人來見過我?”蒙軍進攻河南,司諫陳岢上書斥責將領懦弱,赤盞合喜非常生氣的跑到諫院,指著陳岢問:“你就是陳山可嗎?”

56,關於金世宗,人們常常提到他的愛情故事:金世宗與妻子烏林答氏感情深厚,海陵王在位的時候經常姦淫宗室妻女(近來有史學家認為這是對他的抹黑),下詔讓金世宗的妻子烏林答氏前往中都,烏林答氏不願受辱,半路自裁,世宗繼位後冊立其為皇后,並且再未立後;

57,金世宗晚年的時候,也曾經想立元妃李氏為後,但是偏偏李氏恃寵而驕,做了一件錯事——祭祀返回時車駕先于太子允迪(規定次序應該是皇帝,皇太后,皇后,太子,嬪妃),顯然已經把自己當作是皇后了,這件事情引發了議論,最後金世宗打消了立後的想法,從頭到尾遠離,允迪都沒有發過牢騷;

58,允迪的脾氣確實很好,有一次他吃飯的時候,典食令上的粥裡面有蜘蛛,他也只是一笑而過,但是脾氣好的人運氣不太好,在他父親去世前四年,他先一步去世,他兒子被立為皇太孫,最後繼位,也就是金章宗;

59,金章宗繼位之後,殺了幾個“謀反”的叔叔,被世人議論為骨肉相殘的行為,兒子沒有一個能活到六歲的,時人皆以為報應,金章宗40多歲的時候就病入膏肓,而有兩位嬪妃懷孕了,巫師占卜說都是男孩,所以金章宗傳位給自己垂垂老矣的叔叔衛王永濟,告訴他說,如果生下的孩子真的是男孩,將來就傳位給他們,如果不是的話就便宜你了。衛王即位之後,立刻幹掉了這兩個嬪妃;值得一提的是,衛王就是那個爭道的李氏之子;

60,金世宗和妻子感情好像很深厚,但是金朝初年女人的地位是比較低的,根據法律,丈夫打死妻子,只要沒有使用刀具器械就不追究責任,這讓女性地位比較高的渤海人非常憤怒——眾所周知,渤海人是一夫一妻自由戀愛的制度,等到金世宗時期,這法律似乎已經修改,殺死妻子的人都要被追究,一位部族節度使的兒子殺死妻子後潛逃,金世宗的姑姑梁國長公主為其求情,金世宗怒曰:“公主婦人,不知法典。”沒錯,這位除了民族歧視,地域歧視之外,還有性別歧視。

無標題 無名 ID:wVG5lu7YNo.59099回報推文

其實最重要的知識就是:全真七子都是金國人
沒錯 都是金國人 而且是一出生到死都是金國人
丘處機:我怎麼在金庸就變抗金南宋人了呢?

無標題 無名 ID:F4cvQQkUNo.59109回報推文
>>No.59099
說到丘處機,成吉思汗之所以一見到他就問長生不老的原因是同行的弟子宣稱他活了300年,而本人又老糊塗表示忘了自己幾歲(偏偏他回程途中還在慶祝自己75歲大壽)
成吉思汗其實只是在調侃他罷了
另外據全真教的說法丘處機是在為成吉思汗祈禱時辭世,但忽必烈時的少林寺僧人卻曾指稱丘處機是在廁所裡跌死的
無標題 無名 ID:OtqPuwaINo.59110回報1推文

看來金國真的比遼國野蠻
本來一想到契丹就會想到粗獷的超級契丹人父子
一想到金國就會想到小白臉完顏洪烈和正妹完顏萍
看來金國應該是一群完顏阿骨打才是主流旋律

(゚∀゚)<: 遼國可是漢文化程度高到可以跟宋朝文人武文弄墨,甚至有自信能超越的 (7buDwT5Q 18/08/08 23:53)
無標題 無名 ID:j8Z0RExgNo.59358回報推文
>>13,女真語無法作詩,但是契丹語卻可以,也正是這個原因,金世宗曾經向丞相完顏守道抱怨過:“我近日看了幾首契丹語的詩,寫的很好,不輸漢詩。可是咱們女真語卻沒有辦法作詩,恐怕後人會笑話。”完顏守道回答說:“料想漢語創造之初,也沒有如此多的文采,是由於歷代聖賢提舉修飾而成的,陛下只要在女真人中廣泛推行女真語,再加上聖賢的教化,女真語也會變得完備。”

到清朝也沒有改變啊

耶穌會傳教士的信:
我向皇子承認韃靼語(滿語)是莊重的,它適宜于描述戰功、歌頌偉人、創作嚴肅的劇本、編寫歷史,它擁有表述他們祖先所知的一切事物的詞彙和熟語…… 我說它不宜於簡潔明快的文筆,許多詞過於冗長,還認為這是這種語言難以寫出詩歌的原因之一。我還說我沒見過(用韃靼語)寫詩的學者,甚至沒見過翻譯漢語的詩歌一一除非是把它譯成散文。我接著道:“這無疑是因為在漢語中如此容易的押韻和頓挫在你們語言中無法實現。您常以漢語寫詩,而且寫得很好,您把它們寫在扇面上或用以贈友;但我斗膽問一句,您用韃靼文寫過詩嗎?”……

實際上831到底有沒有大量逼良為娼的事? 無名 ID:HPw6iRH6No.59221回報7推文回應

根據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的判決書記載,一九八七年五月,在金門縣金城鎮經營庵前特約茶室的游自樂(四十八歲,住台北市士林區天玉里),經由軍中老鴇吳惜(三十三歲)的介紹,得悉吳惜之姊吳金英有意販賣與江正雄所生的江姓少女(十六歲),就返台與吳金英接洽,並向陸軍外島服務處申請台灣金馬地區往返許可證,當年七月四日將江女送往金門「省親」,老鴇吳惜在金門尚義機場接機。
 
 
吳惜在機場一接到人,就把年僅十六歲的江女帶到庵前特約茶室,起初江女不願接客,游自樂卻威脅她必須「做滿三個月」才能返台,加上吳惜的遊說,江女不得已先後接客三千餘人次,賺得四十餘萬元,游自樂抽取二十餘萬元,直到十月九日才讓江女返台。而江女的生父江正雄得悉女兒被送去金門賣春,報請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移送基隆地檢署起訴,因管轄錯誤,移轉至士林分院審理,涉嫌質押女兒的吳金英已另案處理。
 
 
「十六歲的江姓少女,被強迫在金門軍中樂園賣淫案,士林分院審理期間,為了瞭解到底是軍方那個單位違法核准游自樂帶她去金門,多次行文給位於台北市公館的陸軍外島服務處及金防部要求調閱游自樂的申請單,但都被打回票,到底那個單位應該負責,法院無法查明。」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聯合報》第三版報導:
 
「台南市警察第二分局,二十九日凌晨遠征高雄縣橋頭燕巢兩地,偵破一件規模龐大的販賣人口案,十六名大多未成年的妓女,正被帶返警局依法保護。橋頭滿春園妓女戶老闆方深洲及另一男子吳清漢涉嫌被捕,尚有多人在逃,警方正擴大偵查中。警二分局係根據『燕巢特約茶室』十八歲妓女古×妹及十七歲妓女陳×帶二人,徒步由燕巢到台南市警二分局民生派出所請求保護。當時她們指橋頭滿春園妓女戶與『燕巢特約茶室』老闆涉嫌販賣人口,並予不人道的虐待,而於二十九日凌晨一時許採取上項行動。」
 
 
「古×妹、陳×帶兩人自稱被滿春園妓女戶老闆方深洲買去,放在『燕巢特約茶室』賣淫賺錢,且被關在裡面不准外出,每人每日規定要接客三十次以上,否則即被鞭笞毒打。有時生病或遇經期,亦強迫接客不准休息,所賺的錢全部被老闆拿去。她倆受不了皮肉之苦與精神虐待,乘監視人睡眠不注意之時,私自打開鐵門,冒著生命危險,由燕巢經過岡山,步行了五個多小時,走到台南市,然後始向警方求援,請求拯救尚在受苦中的姊妹脫離苦海。」
 
 
「警二分局長王協五據報後,指派刑事組周局員率領刑警人員,於深夜趕至橋頭,先將方深洲逮捕,並在滿春園妓女戶查獲未成年妓女三名,接著轉往『燕巢特約茶室』,再將吳清漢逮捕,並在密室裡面查獲妓女十一名,連同報案之古、陳二人,共計十六人,全部帶返分局偵辦。被查獲的十六名妓女中,半數以上為山地姑娘,年齡從十三歲到十九歲,大多是未成年。古等十三人異口同聲的說,她們在賣淫期間,如達不到鴇母指定接客次數,即遭受毒打,同時還要遭受下列不人道的虐待與摧殘:
 
(一)她們經期來時只准休息一天,第二天起即被迫用棉花塞進子宮裡繼續接客。
(二)她們所賺皮肉錢,除少數給予一次一元零用外,大部份是分文不給。
(三)年齡未滿十四歲,發育不全者每星期打荷爾蒙針劑六針。
(四)茶室裡有兩道鐵門,派有專人把守,她們沒有自由活動的權利。
(五)處女接客時,派有保鑣在房門外監視,不准哭叫,不准反抗。」

(゚∀゚)<: 我沒有管道知道真相,不過個人認為沒有,因為真有其事的話民進黨早就大說特說了,不會每年都只有228 (Q.SgwO6E 18/08/16 00:19)
(゚∀゚)<: 逼良為娼肯定有,癥結點在於大量,以及是否為官方默許 (Q.SgwO6E 18/08/16 00:20)
(゚∀゚)<: 會上法院代表官方不會允許這種事 (B5Jgy.l. 18/08/16 09:04)
(゚∀゚)<: 國文不好才會被逼良為娼四個字給拐了 (/dT1nMIs 18/08/16 09:30)
(゚∀゚)<: 真有其事也不代表民進黨就會拿出來講,呂秀蓮拿到某些資料不公開的說法是有損台灣人形象 (GDp35/HY 18/08/16 12:48)
(゚∀゚)<: 如果831背後涉及本省人為主的人口販賣集團,公開這些資料就不便於操作省籍衝突了 (GDp35/HY 18/08/16 12:50)
(゚∀゚)<: 所以你有聽過日本憲兵去逮捕虐殺慰安婦的軍人嗎? (ZUUN04QE 18/08/16 21:24)
無標題 無名 ID:/dT1nMIsNo.59222回報推文

父母賣小孩
說是國家逼良為娼
你不如去怪阿兵哥為什麼不早點去報警

無標題 無名 ID:rjF/IEMoNo.59223回報5推文

其實跟慰安婦沒兩樣阿

(゚∀゚)<: 慰安婦的問題不是在軍妓制度本身,是實行上出了問題然後又有人拼命帶風向說 (3NPjuzYQ 18/08/16 12:37)
(゚∀゚)<: 啊國府也有軍妓所以沒問題啦一樣。而且八三一出事當年都上報了也有司法介入, (3NPjuzYQ 18/08/16 12:38)
(゚∀゚)<: 跟一些人精神祖國裝死甚至宣稱都是自願的啦差很多好嗎 (3NPjuzYQ 18/08/16 12:39)
(゚∀゚)<: 話說現在會跳是因為最近不利祖國的銅像揭幕了?(笑 (3NPjuzYQ 18/08/16 12:46)
(゚∀゚)<: 樓上說的是事實,拿國府事轉移日本主子焦點毫無意義,以色列也不會因為恐怖份子很糟就不向德國求償 (Ge08OAx. 18/08/16 13:04)
無標題 無名 ID:3NPjuzYQNo.59224回報推文

又老梗。會被官方視為是問題還被報,這態度就跟一些人最愛捧的大日本帝國差很多了好嗎。

無標題 無名 ID:dHrEZmqcNo.59227回報3推文

慰安婦漫畫~刺青,不多說,看完後你還會認為軍妓跟性奴隸是一樣的嗎?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38&t=5538405

(゚∀゚)<: 會 (oHSx9itI 18/08/21 11:21)
(゚∀゚)<: 說會的智商堪慮啊!!! (RfcPEYw6 18/08/22 00:41)
(゚∀゚)<: oHSx9itI 不要歧視性工作者,荷蘭澳洲的合法妓女不是性奴隸好嗎 (QPmQtRC6 18/08/26 13:12)
無標題 無名 ID:iSzphoy6No.59231回報1推文
>>No.59223
其實跟慰安婦沒兩樣阿???

妓女跟性奴隸一樣? 真一樣就不會只有一個國際慰安婦節,美國爸爸都認定了慰安婦就是性奴隸,怎麼沒人敢嘴美國爸爸?
(゚∀゚)<: 美國爸爸管不到就去屎啦 (kbn4r0Qk 18/08/18 08:33)
無標題 無名 ID:hCEkRJVwNo.59258回報3推文
>>No.59223其實跟慰安婦沒兩樣阿

全世界國家都知道慰安婦就是性奴隸,身受其害的國家都在立雕像警惕後人, 831軍妓? 幹,當時全世界都有軍妓好嗎,有給錢有休假,發現被迫馬上救出來,根本就是一個很單純性工作者,跟慰安婦動不動就強暴屠殺餵吃人肉比起來,軍妓根本沒什問題。
(゚∀゚)<: 沒人會為日本籍的慰安婦爭取公道,但是會為被日佔區的慰安婦爭取應有的公道 (8LKTrq32 18/08/23 18:54)
(゚∀゚)<: 日本籍的慰安婦公道不是應該由日本人去爭取嗎? (sb0HwPSY 18/08/23 21:06)
(゚∀゚)<: >>8LKTrq32 你有看過 韓國菲律賓在幫台灣慰安婦爭取公道,爭取自家都來不及還管其他國 (sb0HwPSY 18/08/23 21:07)
無標題 無名 ID:h1.bD6jENo.59353回報推文
>>根本就是一個很單純性工作者,跟慰安婦動不動就強暴屠殺餵吃人肉比起來,軍妓根本沒什問題。+1

http://m.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3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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