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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關於陝西神木石峁文化遺址的一些讀書筆記 無名 ID:3cxpr90wNo.59452回報2推文

一、綜述

石峁遺址,位於神木縣高家堡鎮東山之上,總面積超過五平方公里,是我國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史前文化遺址,於1983年公佈為縣級文保單位,1992年公佈為省級文保單位,2006年公佈為國家級文保單位。

石峁遺址發現于上世紀初,出名的原因是該地玉器非常多,據說當地村民在生活困難年月曾“籠馱”“馱載”,“鬥玉易升米”,因而引起一些文物販子和少數考古人員的注意。1929年,時任科隆遠東美術館代表的美籍德國人薩爾蒙尼在北京徵集到陝西榆林府農民出售的牙璋等玉器42件,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長53.4釐米的墨玉質“刀型端刃器”,後經薩氏之手為德國科隆遠東美術館收藏,這是石峁玉器第一次出現在世界面前。

1976年,長期在陝北從事文物調查徵集的陝西社科院考古專家戴應新先生根據神木縣高家堡公社提供的線索調查了石峁遺址,並且徵集到了一批極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1988年他公佈了這次調查所獲玉器資料,認為石峁玉器和陶器都為龍山時期遺物,確定石峁遺址是一處規模宏大、遺存豐富的龍山文化遺址。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館對石峁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房址、石棺葬、甕棺葬、灰坑等遺跡,出土了一些有確切地層關係的遺物。這是對石峁遺址首次進行科學的考古發掘,使人們對石峁遺址的認識有了較為客觀的基礎,但對玉器年代、文化背景及屬性等問題,當時學術界沒有統一的定論。

2011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石峁遺址開始了前期調查。歷時兩個月的調查,搞清了遺址的基本佈局,發現石峁遺址由皇城台核心區、內城和外城三部分構成,總面積超過400萬平米。2012年,石峁考古隊對城圈結構和城垣走向展開了複查,查明了“皇城台”是四周砌築層階狀護坡的台城;內城以“皇城台”為中心,沿山勢砌築石牆.形成一個封閉的空間;外城則依託內城東南部的牆體修築一道不規則的弧形石牆,與內城東南牆結合構成相對獨立的外城區域,精確航測後,確定石峁遺址面積在500 萬平方米以上,成為全國目前發現的最大史前古遺址。

先期發掘工作,重點選擇了四五處發掘地點,先後出土了東門、祭祀坑等重要發現。尤其是石峁外東門,處於整個石峁古城東邊,是遺址內地勢最高的地方。整個城門呈S型,由門外擋牆、城門、馬面、甕城、城闕、角樓等組成,遙遙領先同時期古城軍事防禦技術,同時城門內牆壁上出土的礦物顏料壁畫,將中國壁畫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之後發掘工作逐步展開,先後發現了南門祭祀台、紡織品、石砌院落、石雕人面像、以及皇城大道等一大批重要考古發現,這些發現都向世人展示出了一個強大的不為人知的華夏史前文明。

通過對出土文物的技術分析,專家推測石峁遺址處於龍山文化晚期至夏早期,大約在西元前三千年早期到二千年中後期(即距今4300年-3700年左右)。這一時期,正是我國原始社會由部落聯盟、古國、方國向帝國形態過渡時期。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一猜想,2009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神木縣調查人員發現:在禿尾河下游薛家會的山峁上有三座與石峁同時期的古城,賀家川一帶也有兩座。此外,石峁考古隊還發現了其它一些古城遺跡。石峁考古隊提供的已落實資料是:在周圍數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共有十多個小的古城遺址,其面積從幾萬平方米到十幾萬平方米都有。這意味著:石峁並不是一座孤城,而是眾星捧月,是由多個小“衛星城”拱衛的史前“巨無霸”。這也證明了華夏文明從“部落”到“國家”之間的發展史並不是空白的,而是有石峁文化這樣的“大型城邦”做為過渡。

石峁遺址以其巨大的體量展示出了“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以及“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 國內文物專家達成的共識是:要對這座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石城進行完整發掘,需要近100 年。

二、自然地理環境

現在的神木縣隸屬陝西省愉林市,地處陝西、山西和內蒙三省區交界地帶,西北與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接壤,東隔黃河與山西省呂梁山區相望。絕大部分處在黃土高原與毛烏素沙漠過渡地帶,地貌以黃上樑峁、剝蝕山丘、沙漠灘地為主。

石峁遺址位於神術縣城西南40餘公里處的高家堡鎮,北緯38度33分,東經110度18分左右,屬黃河一級支流禿尾河流域,河流東西兩岸地貌差異明顯,西側沙梁綿延,東部梁峁縱橫,禿尾河眾多支流即發源于東岸梁峁山地中。石峁遺址在禿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溝交匯處,地表溝壑縱橫,支離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間。

研究石峁遺址就必須對當時的氣候及地理環境進行詳細梳理,黃土高原地理氣候變遷最遠可上溯至距今約1萬年前後,末次冰期結束後,黃土高原迎來了漫長冰後期之初的升溫期。此時黃土高原的降水較大程度地受東亞夏季風環流的控制,在萬年尺度上,強盛的夏季風環流帶來的水汽偏多,東亞和南亞疾風在萬年尺度上的變化具有相對一致性。季風降水從11500年之後均開始增強,在9000年前後達到最大值。充沛的降水給原始的黃土高原帶來了繁盛的植被覆蓋,尚未經歷人為破壞的黃土高原沒有水土流失問題,在此期間黃土高原以草原植被為主,期間未出現典型森林植被,始終經歷著“幹草原—濕潤草原—幹草原”的演變過程。高原南部較濕潤地區以草原和疏林草原植被為主。

尤其進入仰韶文化早期(約距今7000一6000年),黃土高原氣溫進一步升高。依據臨撞姜寨和西安半坡遺址的孢粉分析,關中地區植被為棟、松、篙混交森林草原,總的氣候特徵狀況是四季分明,溫和半濕潤,水熱條件遠遠好於今天。

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約6000一5000年)氣溫上升到全新世以來的最高點,形成了以櫟等闊葉樹為主的森林草原景觀。在陝西扶風案板遺址還發現有現在主要生存在長江流域的竹鼠、璋、豪豬等和喜水的龜、雙殼類、腹足類等。這說明當時的黃土高原北有陰山山脈阻擋西伯利亞南下的寒流,同時東南方向來的暖濕氣流又帶來了豐富的降水,氣候溫暖濕潤。同時,溝壑分明的黃土臺地、峁梁地貌又有一定的防洪排澇作用,這給了新生文明得天獨厚的的優勢,使得新生文明迅速茁壯成長起來。

三、石峁先民從何來

石峁遺址的先民從何而來,目前的考古發現傾向於仰韶文化大擴張的結果。仰韶文化作為中國原始社會的早期模型,向人們展示了中國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會早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它主要是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選址一般在河流兩岸經長期侵蝕而形成的階地上,或在兩河匯流處較高而平坦的地方,這樣的選址土地肥美,水源豐富,有利於農業、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聚落建築的佈局整齊有序,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北部為墓葬區,東邊設窯場。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遺跡,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佈局。種種跡象表明,中原地區在仰韶文化早期開始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中期則普遍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距今7000-5000年間的仰韶文化時期是全新世以來的最暖期。這一時期是我國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氣候溫暖濕潤,植物生長空前繁茂;華北平原是湖沼大發展時期,當時中緯度地區陸地上的溫度比現代高2一3℃以上,我國東部平均氣溫比現代高2. 5 9C。溫暖期的到來,使得各地史前文化均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並呈現出較強的文化向外擴張的去勢,擴張性遷徙也就成為這一時期文化發展的主要特徵。這一時期,黃河流域主要分佈于渭水流域及豫西和晉西南的仰韶文化、分佈於豫中地區的大河村文化、分佈于冀南和豫北的後崗文化、分佈于黃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和大漢口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擴張。

其中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的擴張表現的尤為明顯。氣候的暖濕化,給原始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仰韶文化快速發展起來,使史前人口增長和文化的發展進人一個繁盛時期。在考古遺存方面,表現為遺址的數量大大增加,僅陝西關中地區就發現仰韶時期的遺址1162處。但文化的快速發展也可能帶來了人口相對過剩的危機,擴張文化的生存空間成為人們必然的選擇。這種擴張主要是從文化的中心區向周邊地區遷徙多餘的人口,遷徙的結果是對新領地的開發而導致文化分佈區域的擴大。由於溫暖期的到來,使得宜於農耕地域的擴大,仰韶文化向黃土高原開拓成為可能,文化的擴張性移民也達到了高潮。

據考古調查,陝北的黃土高原共發現仰韶文化遺址667處,主要分佈在洛河中上游、延河流域,甚至在更北的無定河流域也有發現。徑水上游也發現仰韶文化中期遺址100多處,晚期遺址200多處。仰韶時期文化的大擴張,大大加快了不同區域史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仰韶文化為例,這次文化的大擴張,形成了以渭水流域為中心,包括豫西、晉西南,陝北和徑水上游的黃土高原、漢水上游的文化分佈區域,而其影響更是東達黃河下游,西到甘青地區,北至內蒙古南部,南及江漢平原。可以說,這一次文化的大擴張,大大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奠定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時空分佈的基本格局。

無標題 無名 ID:3cxpr90wNo.59453回報推文

四、經濟生活

石峁遺址的面積在400萬平方米以上,規模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等城址,是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城址。2012年的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體量巨大、結構複雜、構築技術先進的石峁城址外城東城門址以及石城牆、墩台、“門塾”、內外‘甕城”等重要遺跡,出土了玉器、壁畫及大量龍山晚期至夏時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遺物。本次發掘首次從地層關係上確認了石峁城址的修築年代。結合地層關係及出土遺物,初步認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修建于龍山中期或略晚,夏時期毀棄,是我國北方地區的超大型中心聚落。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在聚落規模上,石峁遺址不僅居於第一級聚落,而且高於同時期、同區域的其他遺址,它無疑使龍山晚期及夏時期陝北乃至河套地區的中心聚落。通過考古發現,基本可以推斷出整個河套地區聚落經濟生活已經由農耕經濟轉變為農牧結合經濟為主,這說明農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可以使用多餘的糧食進行畜牧養殖。農耕作物主要以粟、黍等農作物為主。同時通過對出土動物骨骼牙釉質的同位素研究得出,該時期的畜牧業主要以圈養為主,種類為豬、黃牛以及綿羊,此外還有一定的狩獵採集,比如野豬、鹿、野兔等,三種經濟形態相互補充,這種形態是對農牧交錯帶生態條件的人為選擇,也是對原始農業條件、適應自然資源配置的體現,在聚落式部落、互補式農業的支持下,石峁先民創造出了令人驚訝的文化。

2016年考古隊對皇城台進行了重點發掘。“皇城台”是以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築基址為核心的宮城區,多達九級的塹山而砌的護坡石牆環裹著狀若“金字塔”般的台體,高大巍峨,固若金湯。之所以在石峁考古工作持續了五年之後,才考慮著手皇城台的發掘,主要是考慮作為核心區域的皇城台,面積宏大,已知遺跡包括了大型宮室、池苑、護牆、門道等等。經過過去數年的全面複查及航拍資料的反復比對,基本瞭解皇城台的結構及周邊台體的構建方式。決定選擇皇城台通往內城的唯一通道(其餘三面三溝環繞),疑似門址的區域進行發掘,瞭解登臺的門址結構及城內主幹道路“皇城大道”的走向,同時選擇東部保存較好的護牆清理,展現其台體構建方式及氣勢。

皇城台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門址處。皇城台三面臨溝,僅北側偏東有一窄梁通往外界,門址即扼守於此。截至11月中旬,考古隊全面揭露了地牢壕,清理出一座規模宏大、結構複雜、保存較好的門址。組成部分主要包括:廣場、南北墩台、甕城、石板道路等。目前,僅廣場揭露完整,面積超過2100平方米。

廣場向東外敞,由南、北基本平行的兩道石牆及西部甕城一線圍成,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63米、東西寬約34米,廣場內地面系用黃褐色沙土鋪墊,夾雜較多碎石塊和小陶片,局部有踩踏跡象,中部發現一座石砌房址殘跡。南、北墩台位於廣場內側,平面都是長方形,分別與廣場南牆和廣場北牆相接,均為石砌外框包夯土內芯的建造結構,體量上北墩台要大於南墩台,南墩台頂部的層位關係揭示出其建築年代可能要早至西元前2200至西元前2300年。甕城位於廣場內側、南北墩台外側正中,是平面呈“U”形的一座石砌單體建築,在其外側牆根處,發現完整玉鉞兩件,系鋪設甕城外的廣場地面時埋入,出土時光彩照人。門道位於甕城內,以南、北墩台為界,遍鋪平整砂岩石板,自外而內大斜坡向上攀升,保存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摩擦痕跡。

對皇城台的發掘,揭示出其為一座四麵包砌護坡石牆的台城,有9-10層自下而上斜收的石牆護坡,外形類似金字塔。台頂面積8萬餘平方米,有夯土基礎、池苑等建築。尤為重要的是在已發掘的皇城台二、三級石牆牆體內,有橫向插入用於支撐的紝木,紝木下面還用石板支護。這比宋《營造法式》記載的“築城時,城每高五尺,橫用紝木一排”,一般認為漢代開始使用的紝木提前了兩千多年。

皇城台發掘至門址上層文化層時,銅刀、銅鏃、石範等遺物如期而至,同層共出的典型陶片年代似不晚於西元前1800年。石範均殘,有“一範多器”和“一範一器”兩類,器形可辨環首刀、直背刀、錐。銅刀存尾部,刀背很直。銅鏃完整,雙翼有銎。刀類樣式常見於齊家文化、四壩文化諸遺址,雙翼有銎鏃在青海諾木洪、甘肅幹骨崖等遺址都有發現,大致屬齊家文化、四壩文化遺物。當門址清理至下層文化層時,一枚完整的銅錐破土而出,據周邊地層關係及同出陶器年代判斷,應在西元前2100年左右。看來,龍山時代晚期至夏時期的石峁先民,確實使用了刀、鏃、錐等小型工具,並有可能本地生產了自用銅器。

2016年8月,對皇城台西北角的三階外露牆體進行了簡單清理,發現在牆體倒塌堆積層下普遍分佈著一層傾斜堆積,該層內包含較多陶片、紅燒土顆粒、草木灰及一些殘石器和少量碎玉片、朱紅色漆皮,特別是獸骨,其數量可用巨大來形容。各種跡象綜合分析,此層應為皇城台頂部在使用期間的棄置堆積,而在大量獸骨中發現了骨針的完整“製作鏈”,包括砸裂骨料、切片骨料、磨制毛坯、鑽孔毛坯、殘次品、成品、礪石磨具等遺物,在清理的約30立方米的土方內,僅針類骨器數量就超過250枚,還有骨錐、骨鏟、骨片(飾品)等,各類骨器總計逾300件。這些跡象似乎預示著在皇城台頂部偏向西北的某處存在著手工業作坊,以骨針、骨錐、骨鏟等為主要產品,尤以骨針產量最大。

五、巔峰的軍事

經濟發達的石峁群落對防衛提出了高度需求,從而造就了當時東亞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首屈一指的石峁核心防禦體系。石峁遺址由三重石牆所環繞(約四平方公里),建於禿尾河谷高低錯落的臺地之上。其核心建築是至少十一級、頂部面積約八萬平方米的皇城台,其上佈滿大型宗教或政治聚集活動後留下的遺物,包括陶器、玉器、人獸骨骼以及壁畫碎片。皇城台附近分佈有高規格的石牆建築和貴族墓地,其大墓規模及格局與陶寺M22號大墓接近,並建有壁龕。

另一核心建築是位於石峁遺址制高點的東門。這裡遠離西面河谷內的交通要道,規模宏大的石築城門建築群朝向溝壑縱橫的曠野。東門石牆上曾裝飾有彩繪幾何紋壁畫、石雕人頭、坐像、立像以及大量玉器,門地道下發現多個人頭祭祀坑。這些獨特的遺跡和選址特徵共同顯示強烈的宗教性特徵──東門不僅是城郭的入口,而且是儀式之門。這些的新的儀式場景表明,一個大型宗教與政治聚集的中心在陝北形成。

陝西考古研究院2012~2014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全面揭露了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揭示出一座體量巨大、結構複雜、築造技術先進的城門遺跡。外城東門址位於外城東北部,視I}開闊,位置險要,由內甕城、外甕城、南墩台、北墩台、馬面、門塾、散水等組成,總面積約4000平方米。在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發現的甕城、馬面、墩台等早期城防設施,其形制規範、設計精巧、建構技術先進,與後世的同類設施形制無異,是探討我國古代城防設施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實物資料。

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建有內甕城和外甕城。外甕城是以一道南北向長牆和兩道東西向平行短牆為週邊周界,與南墩台、北墩台合圍形成的城門外的獨立空間。外甕城的平面呈U形,與門道處於同一條中軸線上,將門道基本遮蔽,使得外城東門不直接暴露於外。外甕城的U形石牆在靠近墩台處的南北兩端分別留有缺口,形成進入城門的南側主通道和北側輔通道。南北向石牆長約22、寬2.3米,距墩台約12米;兩道東西向石牆分別向南墩台和北墩台方向延伸,北端石牆長8.5米,與北墩台未連接,距北墩台地面散水2.7米;南端石牆因部分遭毀壞,殘長4.R米,與門道之間形成出入空間。

南墩台和北墩台中間為門道,進入門道後,沿南墩台西側石牆繼續修築牆體,向西砌築18米後北折32米,在門道西端內側形成曲尺形結構,與北墩台西壁圍繞形成獨立空間,稱為內甕城。內甕城長約30、寬約10米,石牆牆體寬約2.5米,保存最好處高出早期地面4米多。這段牆體在門道內側增修了一道寬約1.2米的石牆,兩牆緊貼並行。從內甕城的地層關係看,這道增修的石牆建於晚期地面之上,為二裡頭早期增修的。在此段石牆牆根底部的晚期地面上發現了100餘塊壁畫殘塊,部分壁畫還附著在晚期石牆的牆體上。壁畫用白灰面作底,用紅、黃、黑、橙等色繪幾何形圖案,最大的一塊壁畫殘塊約30釐米見方141。由此可見,內甕城的修建年代與城址和東門址的年代同時,在晚期進行過增修,並在內側牆體上裝飾了精美的壁畫。

在石峁遺址,除了外城東門址的甕城外,調查還發現在內城的一處門址也設置了甕城。甕城向城外突出,由長約25米的三道石牆合圍形成“凸”字形的封閉空間。其中,城門設置於最外側南北向石牆的中部,門道外約5米處修建類似外城東門址的外甕城。甕城外設於牆體之外、其外再設遮擋門庭的外甕城的做法,使得這座城門形成了雙外甕城的結構,這也符合擴大內城防禦空間的實際需求。

從目前考古發現的情況看,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的內甕城、外甕城及內城門址的雙甕城,是中國城防史上目前已知最早的甕城實例,其形態成熟,建築技術先進,延長了外來勢力進入城門的時間,創造了抵禦外來入侵的緩衝空間,提高了防禦能力。

同時,石峁遺址東門兩側發現了數個馬面,反映了築城者對防禦功能的強烈需求,也反映出了當時使用武器的有效射程。石峁遺址是龍山時期發現馬面數量最多的遺址。馬面形態成熟,分佈規律,建造技術先進,之後很長一段時期出土的馬面技術都落後於此。

石峁遺址作為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晚期最大城址,其石砌城垣應不具有神權及王權的象徵意義,更多是出於守衛需要而構築的防禦性設施。它的產生亦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戰爭規模與性質乃至地理條件等因素息息相關。初步調查表明,以石峁遺址為中心,周邊分佈著大量同期的中小型遺址,正是這些小型聚落構成了維繫石峁這個中心都邑性聚落的社會基礎。這不僅反映了初步的社會分化與城鄉對立,也說明中國早期城不是經濟發展的產物,而是政治行為、軍事設防的結果及政治領域的工具。石峁遺址作為都邑性聚落的性質並滿足了城址建設者對防禦的強烈需求。

經濟及軍事上的強勢,必然導致了對周邊其他文化的壓力。位於石峁遺址東南方向300公里的陶寺文明就是一個很好地例子。陶寺遺址位於山西臨汾附近,與石峁文明聚落群僅僅有呂梁山脈相隔。從石峁遺址出發,沿禿尾河而下,進入黃河向南,之後折向東北即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來自晉陝高原中北部的各種肥足鬲和單把鬲為主的器物群的上升,牛羊畜牧的增長,這說明了這一時期石峁文明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對下方的陶寺文明都佔有優勢,從而對陶寺形成了一種對抗壓力。物資的交換、人群的往來、政治勢力的衝突在其間反復上演。陶寺及其周邊遺址在晚期發生政治動盪的主因,就可能源於黃土高原的政治勢力對晉南盆地的滲透。與之相比,石峁遺址沒有大規模損毀的跡象,從建成到廢棄,始終保持了一種向外的軍事壓力也體現出了其經濟及軍事實力。

在陶寺與石峁墓葬中發現的銅玉合璧製品,進一步顯示高地龍山社會與中、北亞冶金社會的間接交流以及物質文化領域的融合與創新。陶寺晚期遺存呈現出跨區域交流的上升。其中,晚期M3296墓墓主腰間佩戴的銅鈴是金屬響器首次在古代中國出現,並為後來的二裡頭貴族文化所傳承。一隻陶扁壺上的朱砂題名,書寫形式與結構已經非常接近殷商甲骨文。對抗只是暫時的,作為同一個文化核心下,文明得到了很好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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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獨特的精神境界與玉文化

石峁遺址內墓葬和祭祀遺跡曾經埋藏數以千計的玉器。東方西遼河流域、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江淮流域,西方黃河上游齊家文化,南方江漢流域後石家河龍山文化作坊都有玉製品流入,反映了龍山時代切換式網路的擴展。無論是埋藏於特定地點,還是系統地插入石牆,石峁玉器的使用特徵強調的是營造與界定神聖空間。中國史前社會使用玉器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尤其是作為貴重物品隨葬于長江下游的良渚貴族墓中,但以玉器祭祀山川的做法,在龍山時代才開始在各區域社會中廣為傳播。

造型方面,高地龍山玉器群結合東方社會傳統形制和新創造型。陝北石峁、蘆山峁等遺址不僅使用良渚傳世玉琮,還使用來自各地龍山作坊的仿製品。同時,石峁遺址的儀式性活動中大量使用玉牙璋。早期中國許多考古遺址的埋藏場景顯示玉牙璋的出現與山川祭祀儀式有關,例如沂南羅圈峪的丘陵石縫中、洛汭花地嘴的祭祀坑中、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的河畔祭祀坑中。玉牙璋和相關儀式的擴散,可能體現了一種新的宗教網路的跨區域傳播──在這種宗教傳統中,這些玉器被用作祭器來召喚山川形勝中的超自然力量。

作為中國古代獨有的精神符號,玉器文化在石峁遺址中得到了非常具體的體現。作為河套地區集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影響最為廣泛的遺址,其精美的器型及精湛的工藝技術都達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準。在中原地區經歷著社會轉型而邁入國家形態的時刻,相對封閉的河套地區仍然保留著本地龍山時代早、中期以來的文化傳統及發展脈絡,並使這種局面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石峁遺址規模龐大,週邊建築有堅固的石圍牆防禦體系。它無疑是這一地區的中心聚落。以數量眾多的牙璋為代表的已經脫離社會生產範疇的石峁玉禮器,有力地表明瞭社會等級的存在和權利的相對集中。作為具有凝聚力的中心聚落,從大量出土的脫離生產範疇的玉禮器來看,以石峁、新華遺址所代表的人群在一定範圍內不僅承擔了重要的社會功能,而且在從部落走向國家形態的過程中可能行使著類似酋邦的政治職能。

就器形而言,石峁遺址的玉器均以片狀器物為大宗,共有的典型器物有刀、鏟、圭、斧、磺等。就工藝而言,剖片現象普遍;鑽孔流行,其中以實心單鑽為多,多見於胚體較薄者,對鑽常見於胚體略厚的器物上;無管鑽實例;器物改制現象普遍。石峁玉刀鑽孔多在3一5個,其它鏟類、誠、斧等多有1個鑽孔,均系單鑽或對鑽。就玉質而言,石峁玉器均以大量的蛇紋石、透閃石、陽起石為主,從肉眼觀察,蛇紋石玉器多呈墨綠色和灰綠色,尤以茶褐色帶黑點為典型特徵,在陽光照射下其薄處顯示出濃煙色,厚處呈黑色;透閃石、陽起石質地的玉器多呈黃綠色,內泛雲彩形黃斑。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石峁遺址發現的玉器,處墓葬外,另有相當一部分置於石牆中。從現場觀察,玉器放置存在三類形態,一是置於牆中,應是與城牆修建年代同時,二是從城外插入牆中,年代晚於城牆修建年代,與城牆使用年代相同,三是從城牆內插入牆中,年代與第二類情況一樣。可以大膽猜想為石峁古城是龍山晚期前後內蒙中南部、陝西北部、晉中這一區域的朝聖中心,那麼以上三種情形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在城牆建設中,玉器放置於牆中起到一種獨特的祭祀作用;而從城牆內側塞入的玉器,應是進入城內的人供奉的;從牆外置入的玉器,應是到此地朝拜時把心愛、珍貴的玉器置人牆內。不管是從牆內側還是從牆外側放入的玉器,均在事後抹平掩蓋。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石峁玉器中半成品較多,許多玉刀、玉鏟、玉圭系由其他器形較大的同類器物改制而成,多數沒有開刃,周邊還保留著片狀工具的切割痕跡。這一點,一方面暗示著玉器在石峁人群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反映了玉器作為稀有資源被重複利用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也暗示著石峁遺址的先民可能從事著與玉石器製造或再加工相關的工作,而這兩處遺址顯然已經成為了河套地區玉器消費和流通的中心。

六、到何處去

在距今約五千年前後,全新世大暖期結束,氣溫開始下降;大約距今4000年前後,出現了我國異常洪水多發的時期。由於氣候的變化導致黃河流域的環境與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氣溫的逐漸降低,使得在西、北高緯度地帶的植被草原化,作物生長期變短也使得原始農業難以為繼。這樣,生活於這些區域的人類必須做出適應性的反應,或是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以適應新的生態環境,或是遷徙他鄉尋找新的生活資源或適宜於生活之地。於是,一部分先民留在原地,逐漸向遊牧經濟轉變。

到了商周時期,這些地區已成為遊牧民族—西戎、北狄的主要活動區域。還有一部分不願放棄農業的氏族部落則開始向東、南適宜農業的低地移動,引發了又一次文化遷徙的浪潮。到距今3000 年前後冷乾氣候發展至頂峰,石峁古城亦因為氣候從濕潤向乾燥變冷的嚴峻挑戰,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轉折,不能在此發展到較為高級的國家文明階段。居住在這裡的―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東徙或南遷,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崛起並建立周王朝,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而辛苦歷時三百年才建好的石峁古城群落由此被廢棄。

七、一些不成熟的猜論:

1、石峁文化位於陶寺之前,也就是比所謂的夏朝更早,更強大,感覺像是在補完三皇五帝的傳說或者在書寫新篇章。
2、石峁文化屬於農耕為主,畜牧為輔的經濟,非常發達,或者說經濟執行力非常高,高度脫產的經濟才能誕生強大的軍事體系。
3、築城、軍事、壁畫一系列發現將考古發現紀元成百年地往前推。
4、豬果然是最早變成家畜的一批,羊什麼的是後來的事兒,遊牧民族更是後來的事兒了。
5、石峁和陶寺之間肯定存在軍事衝突,但未發生攻入國都的事件,個人認為是持續的軍事壓力導致了陶寺文化後期的內部動亂。
6、石峁文化來自於仰韶北上,消亡于周人大融合,主要因素肯定是氣候變化。
7、石峁基本上具備了文明所需要的一切:玉器、銅器、石器、骨器、織物——除了文字。
8、希望可以活著看到官方正式把石峁文化寫入教科書的那一天。

主要文獻來自于孫周勇先生的團隊,非常感謝他們的一線考古工作。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去看原始文獻,基本都在:http://www.ncpssd.org/journal/index.aspx,搜“石峁”即可

無標題 無名 ID:3cxpr90wNo.59455回報推文

石峁是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眾多大型聚落中的一個,這一時期中國大地上發展出了很多這類地區區域文化,類似規模的除文中提到的陶寺外,中原地區的王城崗、長江下游的良渚,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等,都是發展程度相當高的複雜農業社會,互相之間相互獨立,因而暴力衝突是家常便飯,但又有一定程度文化交流。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類文化大量消失,表現在遺址數量的銳減和區域中心的廢棄,目前認為與這一時期的氣候變化有很大關係。和末世電影一樣的劇情,大規模的氣候變化摧毀了很多高等級技術,導致後世出現了一定的文化斷層

周邊的部落和石峁關係是非常好的,有明確的從屬關係,體現在玉器流通上,在好幾篇玉文化裡提到了周邊部落上供玉器,朝拜石峁(城牆裡的玉器有後來鑲進去的),還有專家直接放了個“玉是硬通貨”的衛星

陶寺這邊是不是石峁幹掉的,存疑,傾向於陶寺是自己暴亂滅亡的

至於石峁的消亡,城址內目前還沒有發現大規模戰亂的痕跡,傾向於氣候變化說,石峁的先人感覺這地兒呆不住了,收拾行李捲下山往南發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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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城廢棄的比陶寺早不假,不過看起來是氣候劇變之類的原址不適合了,然後南侵統治陶寺,殺光王族推倒城牆挫骨揚灰墳頭蹦迪,還擄走一堆人北上當奴隸。陶寺晚期有石峁人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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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回避的事實是,陶寺晚期,陶寺城址被石峁集團征服後,長期處於政權崩潰、都城功能喪失的狀態。令人奇怪的是陶寺晚期遺址面積卻很大,可達300萬平方米,人口並未減少,石器工業不再局限于原來中期城址外郭城內南部工官管理的手工業區,而是散佈在陶寺遺址各處,同陶寺中期政府嚴格控制監管石器工業園區形成鮮明的反差,陶寺晚期的管理者對石器工業的製作和生產地點與技術,不再局限在手工業專屬區,原宮城內也出現了石器加工遺存 。這種現象也可以解讀為石峁集團的征服者,將陶寺的原住民即被征服者整體淪為“國家奴隸”——工奴和農(畜)業生產奴隸 ,將整個陶寺遺址變成石峁集團的“產業園”,除了農業、羊毛業生產 之外,石器製造是另一個支柱產業。這些產品主要貢獻給石峁城址。

陶寺晚期遺址內石器加工業表面上沒有工官管理監控,比較分散,但是實際上這些分散的石器加工作坊很可能分別由石峁集團的征服者“化整為零”地一對一監督管理。陶寺人牙齒鍶同位素分析結果表明,陶寺晚期非陶寺本地出生的外來人口比例達到峰值,在50%以上 ,似乎在暗示這一點。對於石峁集團佔領者來說,陶寺變質砂岩穿甲鏃的生產技術毫無秘密和難度可言,沒有控制的必要,所需監督控制的唯有陶寺工匠生產穿甲鏃和片葉鏃的工作效率,具體說就是磨制工作的成效。來自石峁集團的外來者與陶寺原住民工匠雜處,客觀上導致陶寺晚期石器加工場所分散,並不限制在一個專門的區域。

翟少東統計分析表明,矛形坯在陶寺晚期的統計概率也達到最大 ,參見《表一》。這也就表明陶寺晚期石峁集團讓陶寺遺址的“工奴”進行石器加工的主要產品,仍然是變質砂岩穿甲鏃。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石峁集團對於陶寺城址的征服、政權的摧毀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通過征服陶寺城址與政權,直接接管原陶寺政權對大崮堆山採石場資源的獨佔權力,並將陶寺石器軍工製造的工匠整體淪為國家“工奴”,直接為石峁城址或石峁集團製造變質砂岩穿甲鏃,不再像陶寺早中期那樣必須通過同陶寺政權的商品交易才能得到變質砂岩穿甲鏃。石峁集團通過陶寺工奴廉價勞動力和大崮堆山自主控制的石料資源,降低變質砂岩穿甲鏃生產成本,減少了原先與陶寺早中期政權交易的中間環節,直接得到陶寺工奴生產的穿甲鏃,作為軍工商品出售,則大大提升了變質砂岩穿甲鏃的利潤空間。只有足夠大的利益誘惑,才能驅動石峁集團對陶寺邦國以及陶寺都城進行征服,並對其施行長達百年的殖民統治。陶寺農產品與羊毛業只是捎帶發展的殖民經濟罷了,生產變質砂岩穿甲鏃的陶寺石器軍工產業,才是石峁集團覬覦的核心。

誠然,石峁集團完全可以在征服陶寺城址之後,將製造變質砂岩穿甲鏃工匠擄往石峁城,在石峁開工生產穿甲鏃,但是獨特的大崮堆山資料資源遠離石峁城,長途跋涉運輸石料至石峁城顯然得不償失。於是石峁集團就地讓陶寺“工奴”為其生產穿甲鏃,只將成品運往石峁即可。

——《陶寺遺址石器工業的性質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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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網1月10日報導,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當天透露,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石雕遠遠超出以往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斷。

石峁遺址的主體內涵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是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三部分構成,內、外城共同拱衛皇城台,目前考古資料顯示,皇城台為石峁城址的最核心區域。

皇城台門址自東向西依次由廣場、外甕城、南北墩台、鋪石坡道、內甕城、主門道等組成。沿門址內的坡道向上攀登,可達皇城台台頂。台頂發掘主要集中於台頂東部,與皇城台門址以西元前2000年左右的道路有機相連。目前確認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建築台基,其上分佈大量建築基址,稱為大台基。

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圓角方形,邊長約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牆包砌。大台基南護牆處最為重要的發現是70余件精美石雕,石雕多數出土於牆體的倒塌石塊內,部分還鑲嵌在南護牆牆面上。絕大多數為雕刻於石塊一面的單面雕刻,少量為雙面,以減地浮雕為主,還有少量陰刻、圓雕。雕刻內容大致可分為神面、人面、神獸、動物和符號五類,其中神面石雕體量較大,雕刻最為傳神。

系列測年資料顯示,這批石雕的年代應不晚於西元前2000年左右,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內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極其重要的物質基礎,牆面上鑲砌石雕的現象應與石峁遺址中發現的“藏玉於牆”和以人頭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內涵,體現了石峁先民對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託。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邵晶介紹,作為目前皇城台考古最為重要的遺物,大台基南護牆出土石雕遠遠超出以往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斷,這些石雕可能與中國北方地區的石雕“傳統”密切相關,也可能影響了“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夏代的綠松石“龍”,甚至商周青銅禮器的藝術構思和紋飾風格。

考古工作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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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像商朝青銅器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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