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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和他的中國大歷史 無名 ID:ZRUj6JYgNo.61108回報推文

編者按
黃仁宇1979年被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從教授的職位上解聘,此後直到晚年,黃仁宇只得依靠寫作為生,同時他忍受著經濟上的拮据和難以言說的恥辱。張瀚墨博士畢業後來到新帕爾茲分校任教,他很想探尋黃仁宇被解聘的原委,可巧的是,他在這所學校的處境與三十年前黃仁宇極為相似。
張瀚墨此文對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做了思想述評,大歷史觀深植于黃仁宇對二十世紀中國命運的思考之中,“是送給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禮物”。不過,更引人深思的是張瀚墨所揭示出的中國學在北美主流學術中的地位,以及言之有物的中國研究在美國一般院校中的尷尬處境。

黃仁宇和他的中國大歷史
文 | 張瀚墨(《讀書》2019年7期新刊)

很多讀者知道黃仁宇是因為他的《萬曆十五年》,一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從英文譯介出版、至今仍被廣泛閱讀的歷史著作。我也不例外。書中用潛水艇式三明治和夾心麵包描述傳統中國社會形態、以數目字為仲介連接上下社會層級實現向現代社會轉變等觀點,想必當時讓人耳目一新。我也不例外。現在回過頭來看,《萬曆十五年》至少從兩個方面影響了當時的我:一是從歷史研究方法的層面,這本書告訴我歷史闡釋的多樣性和闡釋視角的重要性,讓我明白闡釋本身也是創作;二是從歷史哲學的層面,它告訴我任何歷史研究都是當代史,它所關注的問題以及所尋求的解決方案,都跟研究者和書寫者當下的社會情境息息相關。當然,九十年代讀《萬曆十五年》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生,還想像不出許多年後自己的人生軌跡會跟該書的作者有什麼交叉。後來去美國讀書,我主攻的是早期中國歷史和藝術史,跟黃仁宇探究的晚期帝國歷史畢竟隔得有些遠,因此也沒有太關注他的其他作品。但在他去世十多年後,我有幸在他生前工作過的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謀得了一份教職,入職之後還教過據說是黃先生離開之前教過的一門課,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便成了黃仁宇的同事,儘管我們從未謀面,儘管我是在他離校三十多年、去世十多年後才步他後塵來到他工作和生活過的那個叫作新帕爾茲的小鎮。

這種生活軌跡的交叉激發我去搜集從熟悉黃仁宇的人們那裡可能得到的關於他的點滴往事。有意思的是,這個過程在我到達新帕爾茲之前就開始了。得知我拿到了新帕爾茲分校的工作,一位在佛羅里達大學任教的朋友建議我到任後多瞭解一下黃仁宇當年在這裡的遭遇,比如,他說,黃仁宇是在教授位置上被辭退的,這種情況在美國高校是比較罕見的,因為通常榮升副教授後就意味著拿到了終身職,拿到了終身職就等於取得了鐵飯碗,如果不出醜聞,校方連一名副教授都不能輕易辭退,遑論教授?朋友還說,由於諸多原因,黃仁宇講授的中國史課程選課人數不多,有時候,為保證達到學校要求的最低開課註冊人數,他竟然不得不親自跑到學生宿舍去央求貪睡的學生上課。這多少讓我有些吃驚。說實話,朋友說的這兩件事,直到後來我閱讀了《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後,才敢相信這些果然都不是空穴來風。

新帕爾茲是一個小地方,小到市民之間彼此都沒有秘密可言。舉個例子,二〇一三年八月剛到此地,我就收到鎮上最好的比薩餅店寄來的致新居民的歡迎信,隨信還附有一張贈送整張義大利比薩餅的優惠券。黃仁宇在回憶錄裡痛苦地提到,自己失業後,他的太太格爾去街上買東西時都會感覺人們在背後議論紛紛,甚至兒子小學班上的同學,也都能從父母那裡得知黃家的遭遇,這讓黃家全家人都不得不忍受那種無處躲藏的痛苦。這種羞恥感,沒有在新帕爾茲生活過的人恐怕並不能真正體會到。

剛到新帕爾茲的時候,我想,在這樣一個大家彼此都互相熟識的小鎮,認識黃仁宇的人一定不在少數,因此我曾樂觀地以為,只要一提到Ray(黃仁宇的英文名),大家肯定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明史研究專家。但到達新帕爾茲的當天,我忽然明白事情並不像我開始想像的那樣。

那天,時任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亞洲研究部主任的施瓦茨教授臨時接待了我。施瓦茨教授是個很健談的以色列人,新帕爾茲的老居民。因為他到大學工作比較早,所以我想當然地以為他會知道黃教授的不少軼事,因此晚飯之後聊天的時候,我就向他打聽黃仁宇的事。他頗感詫異,推說以後再談。幾天後,我參加一個當地華人社區組織的聚餐會,偶遇新帕爾茲分校一位資深華人教授。他自稱很早就認識黃教授,甚至在黃教授生前還去他家吃過飯,但當我說很想知道黃仁宇為什麼被解聘的時候,他躲閃說,以後可以找機會詳聊。這位教授是大忙人,學校裡很難見到他,所以我後來一直沒有鼓起勇氣再拿這個問題去叨擾他。倒是後來,到新帕爾茲一年多了,自以為跟施瓦茨主任很熟悉了的時候,就斗膽向他打聽這件事。當時我們正在談論如何招徠更多的學生選修中文課,我就說,我很想知道 Ray當年是怎麼推銷他的 “中國大歷史 ”課的,是不是因為選修人數太少他才被解雇的呢?施瓦茨教授不高興地說:“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沒有人願意舊事重提,我只希望類似的事情永遠不會再發生。”

還有更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學校的歷史系有一門中國古代史的課程,據說很多年沒有人教了,歷史系的系主任安德魯教授聽說我研究中國古代史,便問我可不可以給歷史系的學生上這門課。我猜想這門課或許跟黃仁宇有關,就答應了,但我提出一個要求,即希望能參考過去講授這門課的教案和所用的課本,同時,我請求安德魯主任能幫忙查找一下黃仁宇教授的相關資料,並強調說,只要是跟黃教授有關的資訊,我都需要。

“誰是 Ray Huang?”安德魯主任一臉茫然。

“黃教授是大名鼎鼎的明史專家,《萬曆十五年》的作者,是在中國搞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大學者啊!”我耐心地向他解釋。

安德魯誠實地坦白,他是做美國史研究的,從未聽說過 Ray Huang這個名字,但他願意讓教務秘書幫忙查一下,看歷史系有沒有 Ray的資料,同時,他也會給自己的父親打個電話,因為根據我描述的黃仁宇任教的時間,那時候他父親也在這個學校教書。

第二天,安德魯給我打電話,告訴我系裡沒有任何關於黃教授的資料。不過他的父親確實記得新帕爾茲亞洲史研究專業被砍掉的事情,而且確實記得當時有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亞裔教授被解職。我說被解職的就是我們的黃教授。“很抱歉,”安德魯說,“他當時一定感覺糟透了。”緊接著,幾乎是用跟施瓦茨主任同樣的語氣,他說:“你要他的資訊做什麼用呢?事情畢竟過去這麼些年了,我們應該向前看。”

是啊,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如果說一開始是好奇,覺得這麼有名的教授被解職的確是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以至於懷疑是不是解職的背後還有其他諱莫如深的原因,那麼在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工作了兩年之後,我開始覺得自己能夠體味到黃仁宇當初的痛苦了,而且似乎弄明白他被解聘的原因了。當然,在這篇文章裡,我的故事並不重要,但簡要交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作為瞭解黃仁宇當時處境的背景,其實很有必要。

這件事跟我為歷史系學生上的那門中國古代史的課程有關。安德魯跟我通過電話不久,我有機會跟歷史系的另外一位研究中國的教授聊天。我問她知不知道上一次教這門課的教授是誰,有沒有可能是 Ray Huang。她想了想,說,她記得之前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一位老師教過這門課,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她說,但更早是誰她也不清楚。

“也許跟 Ray有關係吧,”她說,“這畢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於是我順便問起她知不知道 Ray為什麼被解聘。她說那是新帕爾茲亞洲研究專業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這跟學校高層的立場、視野和工作作風有關,或許跟 Ray的個人情況也有些關係。比如,學校當局表面上鼓勵教員個人拿校外的資助搞科研,說這是既有利於提高教員個人的教學科研水準也有助於提高學校的知名度的好事,但事實上有人並不真的這麼認為。Ray因為時常得到校外科研機構的資助,可以用錢買時間搞科研,因此很長時間不用教課。但一個人的方便往往會成為他人的負擔。因為系裡要想辦法雇用代課老師,這在客觀上增加了他人的工作量,所以像 Ray這樣拿到很多資助的人就很容易令人憎恨,甚至激起公憤。當然,她補充說,Ray的英文好像比較生硬,講的內容大家又不熟悉,所以有時候學生聽不懂他講的東西,這就必然導致選課人數的下降。學校當局並不懂明史,根本不關心明史是什麼,他們甚至在地圖上連中國在哪裡也不知道,他們唯一能理解和關心的就是選課人數的多少。畢竟,她說,新帕爾茲分校是一所以教學為主的學校,過去是,現在也是,就研究水準而言,中國史的研究既膚淺又邊緣。

黃仁宇對自己的研究和教學都非常看重,並一直試圖使二者相得益彰,讓自己的課既有趣,又能有效解答現實中面臨的問題。他本人作為一名前國民黨軍官,戰敗的恥辱以及戰後美國民眾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反感,無時無刻不在敦促他反省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國民黨的失敗,不但讓價值以億元計的美元援助和戰略物資打了水漂,而且觸及美國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正義性問題。同事和學生們表達過對黃仁宇研究中國問題立場的質疑,認為他自己之前的國民黨軍官的身份讓他難以保持一個學者應有的客觀態度。事實上,這也是困擾黃仁宇自己的問題。最後,他從自己的明史研究中找到了回答這些問題的靈感。他將明末政治形態看成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縮影。這一政治形態,可以用他在《萬曆十五年》裡抽象出來的社會上層和下層構成的潛水艇式三明治形象來形容,即上下層之間缺少同期歐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那種中層黏合劑:圍繞金融系統形成的一整套可以用數位進行測量和管理的社會以及政治組織機構。中國傳統社會通過建立以龐大官僚集團的個人品德修養為特色的價值體系來維繫上下層關係,但與用數目字為仲介的管理方式相比,通過意識形態和道德說教、通過宣揚官僚集團的節儉品質來經營帝國是低效的管理方式,不足以維繫整個社會的有機運轉,這就必然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最高權力和下層民眾的分離,因此無一例外都會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失控、動亂和改朝換代。在黃仁宇看來,國民黨繼承的就是這樣一個有待通過數目字化進行整合的傳統社會,但是軍閥混戰和漫長的日本侵華戰爭最終導致國民黨喪失了整合的機會,以至於蔣介石通過對日宣戰的方式將整個國家至少表面上統一起來的時候,不少地方徵稅使用的還是明代的土地和人口資訊。但是中國共產黨則不同,他們通過土地改革,從社會的最底層逐步逐級建立起自己的政權,可以說是踩在充當了歷史過渡角色的國民黨的肩膀上,成功地消除了中國傳統社會千百年來上層和下層社會的隔離狀態,共產黨在戰時的高效運轉,使他們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動員起大量戰爭資源,因而最終走向了勝利。

黃仁宇提出的 “中國大歷史”觀念,簡單點說,就是將以上所描述的造成中國政治形態的潛水艇三明治式結構的中國官僚管理的特點推及對秦漢以來歷代王朝問題的解釋,並最終用來回答為什麼歷史上科技的發展沒有引導中國像西方那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黃仁宇看來,對意識形態的過度強調和強大的“偽裝能力”,讓龐大的官僚管理將無法解決的問題變成了美學和神學問題,而不是其實質的經濟或社會問題,這樣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傳統的治國之道帶上了半宗教性質,也就無法形成西方資本主義那種以金融系統為中心的數目字管理。

有了這樣一把解釋中國史的鑰匙,黃仁宇開始對自己開設的中國史課程有信心了。他認為,對於像新帕爾茲分校這樣的美國大學裡的本科學生而言,因為他們對中國歷史並不熟悉,所以就一定要找到這樣一把萬能鑰匙來打開對他們而言是神秘中國的大門,從而提綱挈領地達到瞭解神秘中國的目的。因此他為自己的課寫了一本教科書,題目就叫《中國並不神秘》。雖然他對這本書期望很高,而且當時也有出版者對他的書感興趣,但最終這本書沒有通過匿名評審。根據出版社編輯的建議,他提供了一份包括幾位東海岸常青藤名校裡的中國研究學術權威的名單,希望通過他們的支持來挽救該書的出版。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宣判該書死刑的匿名評審者的名字,就出現在黃仁宇提供的名單中,他就是黃仁宇引以為知己的耶魯大學教授芮沃壽(Arthur Wright)。當黃仁宇驅車直奔芮教授家試圖說服他改變對本書的看法時,芮教授耐心地聽完了黃仁宇的解釋,然後慈祥地勸他回頭是岸:“別再固執了,Ray,這本書是沒有希望的,為什麼不幹點別的呢?”

這件事讓黃仁宇明白了誰才是這個領域的主人。顯然他自己不是。個中原因,除了他執教的新帕爾茲無法跟哈佛、耶魯相比,還跟他不夠美國有關。“二戰”以後,西方漢學研究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變成了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區域性研究的一部分。不久前聊天的時候,一位美國的同行曾經不無自豪地對我說:“漢學是我們(西方人)的學問。”黃仁宇深切地領悟到了這一點。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啊!在他看來,他的歸化不可謂不徹底:不但放棄了自己的國籍加入了美國籍,而且娶了美國人,跟美國人生了孩子、做了美國人的爹,用美國人使用的語言教學和寫作。但即使這樣,在別人眼裡,他仍然不夠美國。他身上的中國文化基因,本來是漢學界研究的物件,如今儘管他歸化了,變成了法律上的美國人,但他是之前的文化所塑造的並從中走出來的,就像他新帕爾茲的同事所指出的:他的身份決定了他無法保持一個研究者應有的客觀態度。當然,對美國人來說,像黃仁宇這樣的學者的視角也很重要,但他必須要守規矩:當時引領中國研究風氣的是個案研究,而不是像他所鼓吹的大歷史,經濟史研究不能越界到思想史領域,正像明史研究不要踩元史研究的腳。《中國並不神秘》胎死腹中,眾多原因當中,恐怕跟黃仁宇研究的越界不無關係。因此,芮教授直言不諱:“我槍斃你的書稿,其實是在幫你。”

現在回過頭去看,最開始的時候黃仁宇通過費正清拿到的那個研究專案之所以失敗,恐怕跟《中國並不神秘》出版夭折的原因類似。委員會的各位專家期待的,是一部能夠通過沉甸甸的資料支撐的講求實證的作品,一項讓有能力閱讀《明實錄》的學者爬梳原材料,並通過分析相關經濟學史料而展開的明代經濟史研究。但在黃仁宇看來,他的“務實”的西方同行們過於關注研究材料中關於法規、土地、人口以及價格等方面的資訊,完全漠視思想史因素在傳統中國官僚管理中的特殊作用,因而看不到他們關注的資料背後的傳統政治形態的半宗教性和意識形態化,以及整個官僚集團在處理具體社會和經濟問題時的虛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芮沃壽槍斃《中國並不神秘》或許真的是對黃仁宇的幫助,至少在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語境下是這樣。而這個語境,是由當時常青藤學校的一批學術權威設定的。無論黃仁宇感覺自己多麼正確,他必須要認同這一學術語境,並且必須在這個語境下採用合乎潮流的方法展開自己的研究,生產出合乎時宜的學術成果。這是他被美國同行認可的唯一途徑。

二〇一六年回國之前,我經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新帕爾茲的中國研究專業有什麼改變?我不知道如果黃仁宇還活著,他會給我什麼樣的建議。但通過閱讀黃仁宇的回憶錄,我感覺我當時的處境並不比他好。如今,儘管來自國內的留學生數量呈逐年增長之勢,儘管中國對美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對中文感興趣的美國人越來越多,但在新帕爾茲這個地方,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人依然有限。隨著美國政府和媒體對中國的報導越來越負面,在過去的幾年間,我注意到新帕爾茲選修中文的學生數量也在逐年減少。正像我的一位教法語的同事告訴我的:雖然新帕爾茲被稱為一個自由的地方,但事實上只是表面上的一小層薄薄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表面上的這一小薄層自由氣氛掩蓋不住現實中存在的種族偏見、實質上的保守和人們心中的不寬容。比如說我的系主任瑪麗,她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我申請研究經費,無論來自校內還是來自校外。我的一項研究課題,在紐約州立大學系統研究經費評估委員會的初評中得到很高的評價,獲得研究經費的可能性非常大,但這個項目在最後的評審中需要徵求申請者所在院系領導的意見。瑪麗寫道:“張教授的課題看上去很有潛力,而且,如果果真像他所說的那樣,最後的研究成果也將非常可觀。但是,我不確定這項野心勃勃的科研計畫會不會影響到他的教學。”這是典型的英語否定修辭。而在人文學院院長的信中,則會在預備好的套話之後加上“請參考系主任的意見”。因此,最後的結果也就不言自明瞭。

當然,最終選擇回國,跟瑪麗等對我的研究和教學造成的不良影響並沒有多大的關係。我中止為美國服務,更多的跟我這些年對美國的認識有關。如今財富前所未有的豐富,也前所未有的集中,中東持續幾十年的戰亂——伊拉克被顛覆、利比亞混亂、敘利亞戰亂以及由此引發的歐洲難民潮,尤其是僵臥沙灘的敘利亞小難民艾蘭•科爾迪(Alan Kurdi)的圖片,讓我重新思考這個曾經代表人類夢想的國家在所有這些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甚至想,美國已經不是美國人民的美國,而是少數幾個大金融家、大資本家和大軍火商組成的大財團掠奪全世界的工具。這有限的幾個大財團正是通過金錢、現代科技和美國強大的軍事手段,迅速地將整個世界勻質化、數位化,以方便其對全世界進行控制和掠奪。

這使我想到了黃仁宇的大歷史概念的核心問題。當他將中國社會的問題歸罪於官僚集團管理國家模式的弊端,他是站在資本主義優越性的立場上為解決中國問題尋找答案的。正因此,他找到的答案並不出人意料:在他看來,與傳統中國的官僚管理體制相比,資本主義數位化管理方式更高效,因此中國現代化的前途也就明朗了。如果黃仁宇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他是否會感到歡欣鼓舞。而我最擔心的是,全世界的富人聯合起來,用他們的資本對全世界進行肆意的掠奪,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日新月異的電子資訊技術為資本的擴張提供了便利,從而使資本超越國界、超越地緣政治而擁有絕對的統治地位成為可能。而促成這種可能性最本質的條件,就是黃仁宇在其大歷史觀念中強調的數目字管理方式。在數位化和大資料時代,個人被抽象成一個冷冰冰的數位,可以被搜集、被遙控、被編輯,而人與人、國與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就在這個數位化的過程中被消滅掉了。 

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概念,尤其他主張的對國家進行數目字管理,是送給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禮物。這個禮物,出乎黃仁宇意料,最後被中國的廣大讀者熱烈地接受了,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他宣揚的數目字管理所代表的一整套生產關係。與他最後在中國暴得大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國,尤其是黃仁宇工作和生活過幾十年的紐約州新帕爾茲鎮,這位宣揚鼓吹“中國大歷史”概念的明史專家卻幾乎不為人所知。其中的原因,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解釋: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原本就是一種單方向輸出的模式;相對于輸出一方,接受一方理應對對方的施與做出更強烈的反應,尤其當送來的禮物正是接受禮物的一方本身缺少的時候就更是這樣。而對於輸出方自己,輸出的東西已經司空見慣,而且正在被升級版的控制財富、控制權力的工具和手段代替,所以就顯得不足為奇。或者更通俗的,就像一句英語俚語中所說的: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直譯過來就是:一人眼裡的垃圾,卻是他人心中的寶貝。

https://mp.weixin.qq.com/s/Q1NHJGxVd3g46AvGRene8Q

(黃仁宇:我被解聘時,是紐普茲唯一教授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的老師。和我同期被資遣的還包括教拉丁美洲歷史、俄羅斯歷史、中東歷史的教師。而教非洲歷史、印度歷史,還有一位教日本歷史的資淺教師,則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紐普茲校園的,是十三位全職的歷史系教師,全都教美國史、加拿大史及西歐歷史。)

無標題 無名 ID:ln36tBkINo.61109回報推文

在62歲時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從正教授的職位上解聘。具有戲劇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後的第二年,他的屢屢碰壁的《萬曆十五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印行,並由當時美國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New Yorker雜誌撰寫書評推薦,1982和1983年該書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s)歷史類好書兩次提名

>黃仁宇1979年被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從教授的職位上解聘,此後直到晚年,黃仁宇只得依靠寫作為生

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想再請還請不起黃仁宇教授

用他在《大歷史不會萎縮》中一篇文章裏的話來說,在二三流大學的歷史系教書的老師,必須講授專業性並不強的《西洋文化入門》,在這樣的「學術雜貨店」而不是「學術專賣店」裏,卻可以激發他對歷史上的大問題的綜合全方位的了解,用他的話來說,凡教書總是這樣,學生得益少,先生受益多。他從中受益最大的,就是醞釀出了他的「大歷史觀」。

何炳棣與黃仁宇:海外華人史家的兩種典型 無名 ID:ln36tBkINo.61110回報推文

何炳棣(1917-2012)和黃仁宇(1918-2000)都是享譽國際的海外華人歷史學家,都在本世紀初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和《黃河青山》。對他們教育經歷、學術成就、職業生涯等方面的比較,可以為我們對海外華人學者的治學道路提供一些新的認識和理解。
從教育背景來看,兩人差異很大。何炳棣屬於標準的科班出身,黃仁宇則是半路出家。具體說來,何炳棣1928年進南開中學,1932年底因學潮被開除。在北京補習幾個月後,第一次報考清華大學失敗,進入山東大學化學系。一年後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又於一學期後轉入歷史系。1938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燕京大學歷史系繼續就讀。1939年9月進入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歷史系助教,授西洋通史。1944年考取了清華第六屆留美公費生,於次年底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西洋史。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讀博期間清華公費兩年半結束後,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來完成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1873-1910》。一路過來,何炳棣是標準的優等生,而且都是名牌學校。
相對來說,黃仁宇就坎坷複雜得多。在南開大學上了一年後,抗戰爆發,於是投筆從戎,加入國軍,擔任下級軍官十年,其中曾去中央軍官學校和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學習,1950年以少校銜退伍。之後,到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先後獲學士學位(1954年)、碩士學位(1957年)和博士學位(1964年),博士期間的生活全靠到餐館、超市等地方打工(甚至賣苦力)維持來完成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按照直接的時間比較,在黃仁宇密西根大學歷史學本科畢業時的兩年前,何炳棣已經在兩年前(1952年)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並且已經在國際頂級漢學期刊上發表了頗具影響力的學術論文。因此,在治史的學術道路上,黃仁宇比何炳棣整整晚了大約20多年。
從學術成就來看,兩人相差亦很大。在國際史學界,何炳棣達到了世界級水平,黃仁宇則只能屈居二流。何炳棣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剛猛作風寫出了高質量的數篇英文論文,迅速獲得美國歷史學界的認可,站穩西方史壇。比如1954年發表在國際漢學界頂級刊物《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上的《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1955年發表於《美國人類學家》的《美洲作物傳華考》、1956年發表於《經濟史學報》《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1969年發表於《美國歷史評論》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而《明清人口史論》(1959)及《明清社會史論》(1962)兩書,已經被國際學術界奉為經典著作。相對來說,黃仁宇的學術成果就難產得多,數量也不夠。搜遍JSTOR、EBSCO等國際學術資料庫,也沒有發現黃仁宇的任何期刊論文。甚為弔詭的是,黃仁宇最有影響力的著作《萬曆十五年》由於一直不認為是歷史學術著作而屢屢碰壁。即使198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也是由於美國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紐約客》上的書評推薦,才1982和1983年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s)歷史類好書的兩次提名。隔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後,才颳起了至今未息的"黃仁宇旋風"。
在職業生涯上,二人簡直無法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何炳棣博士畢業先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近八年,1962年被引進到芝加哥大學,並為他特設了Thomson講座教授,1987年正式退休後又到爾灣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做三年訪問教授才第二次退休。在此期間,何炳棣1966年入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1976年擔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此為首位亞裔會長,也是目前為止唯一的一位)。1977年,何炳棣與楊振寧一起發起成立了"全美華人協會",楊振寧任會長,何炳棣任副會長。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華人協會在華盛頓希爾頓飯店歡宴鄧小平,何炳棣主持,楊振寧致歡迎詞,可謂風光倍至。相對來說,黃仁宇則是個歷史學界的異數,是一位落拓書生。博士畢業後,先後在南伊利諾伊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1980年黃仁宇62歲時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從正教授職上解聘,"這是侮辱,也是羞恥",甚至走到了去社會福利局申請福利津貼的地步:"我被解聘後,就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申請到研究經費。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會福利津貼。"
在學術交遊上,二人也有很大懸殊。何炳棣的交往人群可以說是"冠蓋滿京華",清華和西南聯大的名家均為其授課老師:錢端升、張奚若、潘光旦、聞一多、馮友蘭、陳寅恪……其在美國學界的交遊也為一時之選:費正清、楊振寧、李政道、楊聯陞、鄒讜、余英時、胡適……在1971年中美建交期間,何炳棣更是成為中美兩國政要的座上賓。而黃仁宇的交遊情況則只能是"斯人獨憔悴"了。回憶錄中,黃仁宇提到過的學界名人有三位:李約瑟、費正清和余英時。跟李約瑟,黃仁宇是參與《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跟費正清則是參與編寫《劍橋中國史》,無論是在費正清的面前,還是背後,黃仁宇都以費正清的門生自居,然而多年下來,形成的也只是一種恩怨各半的複雜關係。比黃仁宇小12歲的余英時則是他在密西根大學時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曾將他介紹到紐約州一所師範類大學教書,還曾幫助打聽文稿的出版情況。對比兩本回憶錄,何炳棣和黃仁宇的交遊交集有兩人:費正清和余英時。具體來說,何炳棣與費正清是平等交往,跟余英時則是長輩和晚輩的關係,因為何炳棣跟余英時在哈佛的博士導師楊聯陞之間以兄弟相稱;而余英時卻是黃仁宇的博士導師。因此,何炳棣和黃仁宇年齡上只差一歲,在學術輩份上卻差了兩代,在回憶錄里都未提過對方的名字。

無標題 無名 ID:e9oDhk2MNo.61111回報1推文
>>No.61110
不就是文中說到的

>他必須要守規矩:當時引領中國研究風氣的是個案研究,而不是像他所鼓吹的大歷史,經濟史研究不能越界到思想史領域,正像明史研究不要踩元史研究的腳。

>委員會的各位專家期待的,是一部能夠通過沉甸甸的資料支撐的講求實證的作品,一項讓有能力閱讀《明實錄》的學者爬梳原材料,並通過分析相關經濟學史料而展開的明代經濟史研究。……至少在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語境下是這樣。而這個語境,是由當時常青藤學校的一批學術權威設定的。無論黃仁宇感覺自己多麼正確,他必須要認同這一學術語境,並且必須在這個語境下採用合乎潮流的方法展開自己的研究,生產出合乎時宜的學術成果。這是他被美國同行認可的唯一途徑。
(゚∀゚)<: 關於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可以看這篇:https://project.ncnu.edu.tw/jms/?p=822 (QAX2cx4c 19/07/17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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